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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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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十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影响他的观念。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久经的疑惧,给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扉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但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到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布,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五黑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想干吗。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个狗日的!

    这是在课堂上!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是这样的),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赖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宠爱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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