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1-2

受一个农家子弟的痛苦与艰难，看他们还会不会如此嚣张和狂妄？

    宁萱，你平时大概经常看南方周末吧？这是一份在当今中国多少能够透露出一点生活的真相来的报纸。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关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报道，读来真是触目惊心。

    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四口人，妻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三岁。(聪明绝顶的城里人会说：活该他们穷，谁让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呢！)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

    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六百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一百五十斤(施化肥能收两百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一百五十斤小麦留三十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六百斤马铃薯留一百斤作为来年的种子，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三百元左右。

    车换生今年三十二岁，全家的财产有三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三十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这一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妻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阳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包明珍还不到三十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春的气息，甚至还有几分妩媚，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色。

    南方周末写道，一九八八年，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色塑料布包着。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五年级没毕业就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了。她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着少有的笑意。

    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温饱状态"。我在西北看到的景象，与报纸上的描述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是他们不愿意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吗？

    许多城市里的"成功人士"有着以上的这些"前卫"的观点，他们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你生活得不好，要么是因为你懒惰，要么是因为你愚蠢，最后就是你的运气太不好了。他们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公平竞争"的"机会"，你再不能致富，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怪不得别人。

    但我认为，农民的贫困显然不是以上那些原因。真正根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真正"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都被粗暴地排斥在"现代公民"的行列之外。他们连最根本的"身份"的平等都没有获得，如何谈得上"结果"的合理？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有迁徙的自由吗？他们是纳税人，但是他们享受了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一系列纳税人的权益吗？

    几千年来，农民从来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营权力。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得以运行。粮价国家控制，种粮的生产资料也由国家控制价格，粮价很底，原料很贵，剪刀差一张，便要了农民命。

    举世无双的白条子，压满了农民的箱子底。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用白条子与农民交易，农民就像为渔民捕鱼的鹰隼，或者像自己养的老黄牛一样，只有为别人收获的权利。

    宁萱，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土地，但是我们决不能背叛它。

    因为土地干裂的那一天，也将是我们的生命干裂的那一天。

    我的家乡是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可是，今天的"天府"再也不成其为天府了。大量的年轻人涌到外面去打工，男的做苦力，女的当"小姐"——并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生活将他们逼到了那一步。当呆在家里无论付出多少劳动，却连肚子也填不饱的时候，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寻找别的生路。

    春节，我回老家给爷爷扫墓，见到了许多依然在那块土地上劳作的亲戚们。一位远房的堂哥告诉我，乡上征收的赋税是国务院规定的数量的十倍。许多名目，他们闹不懂，也不敢问。一问，乡干部们便凶神恶煞般的训斥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不说，计算下来，居然还要倒贴些钱进去！种子、肥料各种费用一年比一年贵，种田成为一件入不敷出的事情。

    种水果呢？我的家乡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今年橙子大丰收，堂哥原本想通过卖橙子收入一笔钱，给孩子交昂贵的交学费，然后买点瓦修葺一下漏雨的屋顶。没有想到，丰收带来了灾难——橙子的价钱一落千丈，最后除去运费和税费之外，简直就如同白白送人。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让橙子们自生自灭，落在地里烂掉。看着这些橙子，他们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相反，乡干部们却都成了大富翁。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家乡附近的某个地方当乡长。一年之后，我们一帮同学聚会，他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威风八面地来了。他慷慨地为我们的聚会买单，还建议大家晚上一起去歌厅玩耍。他付完款后，立刻要老板开发票——我们都知道，他有报销的权力。这种隐形的权力，所获得的好处将是他实际工资收入的若干倍。因为他们报销的数量，几乎是"上不封口"的。而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那个乡是我们县最贫困的一个乡。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四川民间流传着一个叫"土地爷搬家"的笑话，从古代讲到今天，从来不会过时。从前有个县官，三年任满，抱着搜刮来的白花花的银子回家。回到家里，县官得意洋洋地揭开最大的一个箱子，惊奇地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躺在财宝上，县官喝道："何方老头，钻进我的箱子干啥？"老头答道："小的是老爷治下的土地，只因老爷把小神管辖的泥巴刮走了三尺，小神无地容身，只好随老爷来此求碗饭吃。"笑话讽刺官僚入骨，却也饱含了农民无限的辛酸。土地老儿还可能蒙县官赏一碗饭吃，老百姓呢？

    今天的那些基层干部，照样是"刮地三尺"。我到成都平原上的某个县城去，在当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官是从外地调来的，家眷不在本县。春节期间，县委书记大人回到在邻县的家中过年，人还没有到家，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已经蜂拥而至了。名曰"拜年"，实则行贿。

    据说，一个春节，县太爷一级的官僚可以收入近百万的巨款。这些收入完全是隐蔽的，没有账目可以查询。这些钱最终的源头，还不是来自于农民身上？民众的血汗，像沙漠中的水一样，就这样渗透得无影无踪。

    成都平原上的大多数农民都还能吃饱饭——这里毕竟还是"天府之国"。而西北地区的某些农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我到过陕西北部的一些乡村，用"衣不敝体、食不裹腹"这句古话来形容农民的生活，一点也不过分。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所谓的"饭"不过是玉米糊糊或者清水煮的土豆。

    连吃饭都成问题，教育就更谈不上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最穷困的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大学已经开始迅速地"产业化"了。教育部的官员们声称，高等教育要跟国际接轨，要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大学的学费平均每年至少五千元，再加上生活费等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至少是一万元。一万元，农民要卖多少斤粮食、要养多少头猪、要种多少棵果树呢？

    去年，就在我们县最穷的那个乡，出了一个考上清华的状元。他们家里并没有欢天喜地，而是愁眉苦脸——一年上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孩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够卖的猪、牛、鸡、鸭全部都卖掉了，能够找到资助和借款的亲戚朋友也都找过了，可是还是离实际的需要有巨大的差距。后来，全村子的人都被发动起来，每家人十元、五元地给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凑学费，就连村里的五保户老太太也掏出了二十元钱。

    孩子带到北京的，是用白布包裹起来的鼓鼓囊囊的一大包零钱，让收费的老师和周围的同学大吃一惊。

    第一年勉强维持下去了，第二年呢？

    在那些贫困的乡村，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不过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从法律上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违法工程"，它严重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既然实施义务教育，何来失学问题？既无失学问题，何来希望工程？从逻辑上推理，就是自相矛盾的。从实施上来说，它又给各级贪官污吏们提供了一次中饱私囊的好机会。海外的捐款究竟有多少到位了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在某省负责希望工程的部门工作，一个小小的科室，居然购买了好几辆高级轿车。他们哪里来的钱呢？

    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希望工程以及后续的烛光工程等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子女受教育的状况。新闻上不是报道了吗——某个希望小学的楼房因为偷工减料而倒塌了，伤亡了几十个小学生。每个鲜活的生命，也就只值几千块钱。父母们在悲伤之余，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点可怜的"买命钱"。在农村，人的生命本来就轻贱如野草。

    后来，大概连主办希望工程的部门，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悄悄地终止了它。

    农民一辈子受劳动之苦，受官吏欺侮之苦。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一直处于"苦而不能言"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

    那么，农民有没有可能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机会呢？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

    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他们几乎包下了城市一切脏活和累活。但城市依然强烈地排斥他们，将他们看作过街老鼠。

    小芳是一个来自内地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五分钱。加班加点地干，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是，发到手里的只有五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作为工资发给那些拥有北京户口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都是不干活的。这就是所谓的"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这样一份受尽剥削的工作，小芳已经干了五年。五年存了一万多块钱，而付出的代价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了。她心里却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白干一年，还一分钱都拿不到。她希望这份工作能够长久地干下去，她诚惶诚恐地忍受这种荒唐的剥削。

    拿不到钱的民工，有许多是建筑工人。他们白天干着最沉重的体力活，晚上睡在没有暖气的棚子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四川老乡。

    我经常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看到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影，听到他们说着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中午，他们通常蹲在工地旁边满天的风沙之中，每人端着一个搪瓷盆，一大盆水煮白菜，三五个馒头，吃得津津有味。劳动了一年，运气好的能够拿到工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运气不好的，工钱被包工头拖欠甚至赖帐，他们只好含着眼泪挤上回家的火车。

    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老乡，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打工。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年。年终的时候，却被包工头欺骗了，一分钱的工钱都拿不到。他眼泪汪汪地来找到我，向我借回家的路费。

    他来到我的宿舍，我一见到他便大吃一惊：他穿着一身看不出颜色来的旧军装，肩上已经磨破了一大块。脚上的胶鞋也露出了脚趾头。他告诉我，包工头与地方官员和警察都"勾兑"好了，民工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即使他们去报警，警察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就不予理会。在警察的眼里，民工根本算不上"人"，民工的生命也轻如鸿毛——你们才是"不安定"的"隐患"呢，我们不抓你们就算好的了，你们也配来报案？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意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像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每到什么庆典之类的日子，北京的警察与联防队员一起严格地查暂住证和其他证件。

    我曾经亲眼看到，在某个繁忙的地铁站口，停着两辆警车。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像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

    这时，如狼似虎的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模样的外地人。此人在马路上好端端地走路，哪里想到祸从天降。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暂住证，在他的眼中，警察简直就是天王老子。

    一恍间，警察将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像狗一样拎上警车。他们很快就会被拉到郊县去挖沙子，然后装在闷罐车里遣返回乡。

    这样的农民可怜乎？可悲乎？

    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中都充满了愤怒，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替这些无辜的人辩护。我害怕自己也受到相似的侮辱。然而，怯懦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它时时刻刻在折磨着我。

    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与哀叹。我的恐惧和悲哀，我们的痛苦和不平，全部与他们感同身受。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爸爸以及我本人，就是他们当中最普通的一群。我只不过比那些被抓进警车的农民兄弟们多读了几本书，就获得了某种暂时的"安全"——我成了有文化的"文化"人，"文化"成了我的护身符。

    我应该为拥有这种"安全"而庆幸吗？

    我为逃脱了那样卑贱的命运而感到侥幸，更感到耻辱。

    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们，一般都勤于研究高深的学问。学问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们对农民们的遭遇和命运自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呼吁的"自由"，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自由；他们期望的"民主"，仅仅是自己能够享有的民主。

    他们以为自己就能够代表"中国"。他们有意逃避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他们害怕承担良心上的压力——假如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当然，他们更害怕走过禁区的红线。因为跨越了红线，可能导致自己失去职称、待遇和房子。

    不是吗，国内研究农民问题非常有成就的著名学者秦晖，因为帮农民说了几句话，就失去了清华的教职。他的遭遇没有激起同样是教授的学者们的同情和愤怒，反而大大地助长了冷漠和虚伪的泛滥，以及犬儒主义的盛行。人们没有把尊敬给予勇者，反倒在背地里窃窃私语："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再不能像他这样惹火烧身！"

    集体"缺钙"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或者玩弄国故，或者炫耀"后现代"；或者关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或者像红眼的公鸡一样盯着有限的几个"一级教授"的名额。最成功者，或许还能够博取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头衔，代表"人民"去参政议政。然而，他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愿意去关注和理解农民的问题呢？

    无论是否来自乡村，一旦走进书斋和学院，他们就远离了苦难最深重的那群人；一旦走上了仕途，他们就学会了说假话，练就了硬心肠。圣经中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马可福音12：38-39)

    学者和作家中，也有少数的人真心关注农民问题，例如秦晖。在国内的学者中，秦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发现，中国的农民问题在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这个怪圈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彰显着。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是，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至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他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却悲惨地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

    与之相似，五十年代的主政者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结果如何呢？调子最高的时候，饿死的农民也最多。

    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就"农"言"农"所能够解决的。秦晖指出："如今到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老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忽略农民利益的改革，最终都将是失败的改革。农民的命运得不到真正的改观，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流于空谈。

    宁萱，在农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爷爷一样的农民，悄无声息地活着并且死去。

    我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身上流动着他们的血脉。在他们的身上，我寻求到了"为何写作"、"写作什么"以及"怎样写作"的答案。

    我要让我的所有文字都成为"爱"的注释。即使是愤怒、谴责、批判，也要在爱、同情和悲鸣的笼罩之下。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救星，我的生命与这些一辈子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们一模一样。

    他们是我力量和勇气的源泉。他们流了千万滴汗水，我为什么不能流一滴呢？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