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陰無賴

，多少

    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我總心有不滿，嫌只嫌同僚們對日本魄力不夠。艷電里原說“日本亦不能

    滅亡中國”汪先生雖承認中國已敗戰了，但程度還遠不至于被征服，故可以和

    平，縱或有所讓步，但非城下之盟，遠不至于國體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敗戰，

    尚可曉以道義及遠大之計，或者可能使日本不以戰勝者自處，中國不以戰敗者自

    處，而做到雙方資格完全對等的和約。可是周佛海梅思平並不體會汪先生的意思

    ，他們看得中國敗戰的程度已瀕于被征服。汪先生沒有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于

    日本，他只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于共產黨，但周佛海梅思平他們則以為日本有

    滅亡中國的力量。我對周佛海梅思平他們不快即是在此。

    和平運動初起時我對于議和的雙方資格問題，與汪先生的想法完全一樣，但

    到上海之后，接觸了日本軍與日本的所謂國策，我起了反感，變得相信中國根本

    未敗戰，連有限度的敗戰都不是，第一次是對日本海軍報導部長，我就如此抗辯。我這對于雙方形勢的新判斷，未必是根據何種標尺，而宁是因為與中國民間樣

    敢于平視強權。昔人說、“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我是身在東吳而看得東

    吳無人，連那日本軍在內。

    和平運動原該是革命的。但這革命又是怎樣的革法呢？說抗戰建國或和平反

    共建國，不過是政策該與革命結合，卻未曾說明了革命，又汪先生的行事，乃至

    我的敢于平視日本軍，亦平視南京政府，平視重慶政府，雖多少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除了氣概還有本體，這革命的本體又是甚麼呢？我卻簡直茫然。

    我早先相信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前此在香港，我還拿汪夫人給我的機密費

    幫助托派，言明無條件，連接受個人友誼的贈與若亦躊躕，那麼你們只當是路上

    拾來的好了。是一位姓王的推卻不過，兩次纔接受了約五百元港幣，但他報告上

    去，上級仍命他如數都退還給我了。托派的貞介我至今猶敬，而我不加入做共產

    黨員，彼時是謙卑，量量自己不大會服從紀律，怕一旦弄到對不起這樣崇高偉大

    的黨。說實話我是不慣將身許人，幼年要我叫俞家義父義母就千難萬難，其后亦

    不肯在郵局定終身，現在雖做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我亦自己看看不像個黨員。

    我原來于知求其必至，于事求其必達，還比他人認真，如我看錯了七七事變

    ，以為它不會擴大的，及后竟擴大了，我有一年半載切切在心，非到找出了當初

    觀察錯誤之故，不肯罷休。又如我在汪政府，終也沒有過一刻兒玩忽，卻是每每

    思前想后，他人未憂我先憂。雖然如此，我的性情卻又是對于理論乃至于天下事

    的成敗有一種灑然。而且彼時我一面仍敬重托派，一面卻在南京做官，于自己的

    思想的衝突彷彿是對之不求甚解，好像陶淵明的讀書。

    彼時我自己也說不明白，單是漸漸覺得無產階級革命好像不對，我雖一直不

    喜史大林派，而且現在我是跟汪先生在做和平運動，但毛澤東宣佈放棄階級鬥爭

    ，單是像民兵一樣的抗戰，似乎比托派更有世俗的好。而如此我乃更茫然了。是

    和平對抑是抗戰對，這樣的問題我倒還不甚措意，我所弄不明白的是和平或抗戰

    的基本，即革命的問題。

    在那一段期間，我把學得來的東西都丟開，回到了世俗人們的各式各樣的想

    法，糊塗也罷，幼稚也罷。一次我冒冒昧昧的問汪先生、“和平建國豈不就好，

    為甚麼要加上反共？延安今已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我們似乎不值得強調反共了？”我亦不過是這樣的問問，其實並沒有卓見，不料汪先生即刻臉上變色，斷然道

    、“共產黨無論做甚麼，都是決不可信的！現在我們與重慶爭中華民國的命運于

    一線，即在于反共或被共產黨所利用！”但我聽了仍將信將疑，多半不以為然。

    我又一次向汪先生說、“和平運動要以東南沿海城市的民族產業資本家為基

    層，如此來組織可好？”我這話實在可笑，簡直不像是我說的，那是北伐國民黨

    里的新派以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的想法，我說時連自己亦不相信，汪先生聽了

    當然不納。如今回想起來，汪先生總要算得待我好，我雖說錯了話，他亦不使我

    難堪。

    還有一次是我與周佛海說起，我道、“我們如今實際只有和平政府而無和平

    運動，我們應當發動民眾團體，如工會農會學生會婦女會商會公廠聯合會等，使

    和平運動革命化。”周佛海卻道、“革命又怎樣革法？我說實話，民眾團體又有

    甚麼用！”佛海是共產黨過來人，凡從共產黨脫退的，提起革命與民眾團體就反

    胃。他的話我當然也不佩服。

    可是民間這些年來把革命這個字聽厭了，我便亦厭見林柏生的文章里加進革

    命的話，他無非是迎合汪先生罷了。那麼中華民國的一代大事到底將是怎樣的呢？我是后來從離開了汪先生之后在武漢，又后來汪政府覆滅后我逃亡在溫州，纔

    弄明白了是民間起兵，而結果是人民解放軍來做了我的相知與佐證，我雖也欣喜

    ，但是著實咨嗟。我之所以竟能弄得明白，倒是多靠早先那一段的糊塗，那幼稚

    可笑至少有從理論解脫的可愛。

    彼時是抗戰生于民間起兵的氣運，而和平運動則不能，故汪政府的人士氣不

    揚。但和平運動亦不是沒有做法來結合民間起兵的氣運的，而后來的共產黨禍亂

    亦不是命里註定的，可惆悵的只是彼時我亦見不及此，不能啟發汪先生，以至于

    有今天的生民塗炭，那一段情由，仍是歐陽修說的、“雖曰天命，抑亦豈非人事

    哉？”

    詞里有“曉陰無賴似窮秋”其實卻是春天，中華民國當年汪政府的一段，

    乃至今日共產黨的政權的事，亦皆像這樣。連我的吊兒郎當，亦是這種無賴。三

    個政府皆于我有合有不合，到底不能勉強，而汪政府彼時，我是還都那年夏天起

    即不再作汪先生的代言人了。昔年孫中山先生即不曾有過代言人，汪精衛胡漢民

    鄒容吳稚暉諸同志只是各人說他自己所要說的，沒有禁忌，卻能自然不相違反，

    如今汪先生倒亦是這樣待我。可是我到底辭去了中華日報總主筆兼職，雖汪先生

    不准，但我自己准了自己。此后我尚留在南京政府里，惟因汪先生的作風尚未成

    一種類型，而且我也珍重政治現前的一笑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