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访印度,朋友问我,你到印度去,最想看的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泰戈尔的故乡,他长期生活和写作的地方。
朋友说,泰戈尔是一个大作家,不过名人故居,特别是作家的故居,不就是那副样子么,一间写作的书房,置放着满壁的书,或许书桌旁还有一张可供休息的沙发。哦,对了,还有那些个修改得像蛛网般的手稿。
朋友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眼里明明是在说,难道作家的故居还有什么新花样不成?
我告诉他,我去,还想解开始终存在于我心头的一个谜。一个从童年时代就存在于我心头,至今尚未解开的谜。
朋友一脸诧异,泰戈尔还能给你这样的谜?
我说,你是不会理解的。泰戈尔是我喜爱的作家,我青少年时期迷恋地读着他的长篇小说沉船,后来又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戈拉。而我差不多是从小学五六年级起,就一本一本地买下了他的那些薄薄的小书:吉檀迦利飞鸟集游思集园丁集新月集我的童年摩克多塔拉。插队落户去了,我把这些书带到了乡下的茅草屋里;进了省城,我把这些书带进了内地省城;重新调回上海工作,尽管我有的是新书、新的精装本,我仍旧把这些书带回了上海。从浦西带到浦东,又从浦东带到浦西,现在伴随着我大半辈子的这些书经历了将近四十多年,书页都泛黄了,我还留着它们。空闲下来感觉找不到什么东西读了,我还会拿出一本来读一读。
“你独自坐在那儿,从那棵希摩尔的吝啬的荫影下。清晨正在逝去。”
我随口念了一句泰戈尔的诗。
朋友不再嘲讽我想去泰戈尔的故居瞅一瞅的愿望了。他问我,一直存在于你心头的谜,到底是个什么谜呢?
纯泥巴垒筑的房屋前我说,凡是我读过的泰戈尔的书上,都有他的照片,那七本小书上有,两本长篇小说上也有,时而,在报刊上我也见过他的照片,但我从来也没见过一张泰戈尔微笑的照片。
他总是那么忧郁地望着你,沉吟着什么,思索着什么,还有点儿悲天悯人。他在文学上不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吗?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得到世界上好多读者的欢迎吗?他不是还有庄园,生活得不但衣食无忧,还很闲适安逸吗?他的脸上为什么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他若没有那么富裕的生活,怎么可能长时间地坐着,观察飞鸟,流云,河水,小花。“不要再划了,把船儿拴在这棵树上——因为我爱这片田野的景色。”这是多么纯粹的文人的句子。
朋友见我如此执著,笑了笑说:那么你就去解开多年来的谜吧。
二
我当然要去。到了印度,坐着车驶出新德里,眺望着车窗外满目的绿色,看见广阔的田野上生机盎然,看见一株株玛特歌莎树挺立在原野上,看见轻绡薄纱般的雾岚在弥散,中国作家代表团里的广东作家吕雷先吟咏起来:“顶礼、顶礼、顶礼,恒河母亲”
当他把泰戈尔歌颂恒河的诗朗诵完毕,众人齐声叫好,连陪同的印度朋友脸上也露出微笑的时候,我心里说,看来,随口能读几句泰戈尔诗文的,决不止我一个。原来吕雷也从小喜欢这个作家,原来吕雷也能背诵。细想想这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泰戈尔是印度作家,他作品的影响竟然能使我们这些小一辈的中国作家都记得,甚至能背诵。泰戈尔还不够伟大么?
泰戈尔出生是在从前的加尔各答,那时候的加尔各答还只有马车在街上发着嘈声,扬起尘土,来往奔驰。马夫挥动绳做的鞭子在瘦骨凸出的马背上不时地落下。那个年头没有电车,也没有汽车。当我们坐着面包车驶进喧哗嚣杂的加尔各答时,我睁大了两只眼睛,紧贴着车窗望着街道两旁的景色。日光灯映照着一间紧挨一间的小铺子,有铜器店,有瓷器店,有小吃店,有理发店,还有随处可见的小庙。小庙的门口或坐或站排着队等候进去的男女老幼,都耐心地神态安详地期待着,仿佛眼前步履匆匆的行人,和他们毫不相干,仿佛尖锐短促的汽车喇叭声,他们听而不闻,仿佛身旁正在行进着的、喧闹繁华的市井生活,那大转盘旋转般的节奏,对他们都没有影响。
印度全国都信教,他们经常生活在神话世界里。一位学者曾经这样对我说。
我却觉得,他们更多地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拿泰戈尔的话来说“闲坐着一天就那么过去了”
也许这一天的沉吟和思索,得到的就是金色花那首诗,得到的就是第一次的茉莉那篇短小的散文。
我们驱车往加尔各答火车站去的路上,驶过一个嘈声不绝的市场,市场上有马车也有牛车,沿街站满了出售农副产品的小贩,他们推销着自己的蔬菜和堆得像小山一般的水果,印度朋友告诉我们,泰戈尔原来的家,就在这附近。但是他后来住到了圣坦尼克坦的和平乡,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坐火车去的地方。
我们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的火车,车厢里和车站上一样的人挤人、人挨人,每到一站,总有小贩不失时机地挤上车来,在我们面前推销他们的小吃、饼干、饮料、水果,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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