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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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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病症,诸如突发性头痛,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出似的。交稿后,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我又是失眠又是头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若不成,我只有自杀去了。幸而它们都成了。之后,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流畅,结构之整体,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干、牛奶,阔的时候吃点水果。不能吃饱,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在美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心想这人有什么病。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我说当然。“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直到我到了美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

    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出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

    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慰感情上有伤的母亲,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她一封像样的信。甚至她提出要来看我,也被我硬着心拒绝了。在这部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连去美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访问日期被我几次申请推迟。看见妈妈信上写:“年轻时,我以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总以为女儿会需要我,实际上,我始终在自作多情。”我为这些词句流泪,心里既烦恼又委屈。

    当我从国外回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把这归结为聪明。我却说:“聪明是顶靠不住的东西。”我真的这样想,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是顽强、坚韧。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记得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两包板蓝根。一时想起韩愈说的“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但愿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该;但愿有一日无数成功的个体相加成一个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来了。我也想歇下来,不阅读,不看英语,不做任何正儿八经的思考。想找谁聊聊天,想让谁用些散淡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日子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远吃苦,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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