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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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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好外语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也是令人兴味盎然的历程。娓娓道来,或许对年轻人更有所稗益。

    我从小学四年级始,直到高中毕业,一直上英语课,算来一共受了九年的英语教育,虽然有点兴趣,但由于不能刻苦,成绩流于一般。加上长期不用,遇上连年不断的含排外性质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十年动乱,我的英语功底几乎丧失殆尽。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改革开放的形势对外语、特别是英语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职称评定也把外语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英语、日语等外文学习班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中央电视台开设了英语电大教学。于是,我从头开始,既参加电视大学的英语学习,通过了考核取得了结业证,平时也抽空参加英语学习班,对英语的兴味越来越浓,打下了初步基础。然而,要达到较高的水平,谈何容易。

    1982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与市机械科研所的两位同事刘某和翁某出差调研。白天,在从南宁去湛江的火车上,为了舒适些,我们改坐铺为卧铺。卧铺车箱空旷极了:没有人,我们可坐可躺,自由自在。一会,一对白人青年男女,高个白皙、金发碧眼,也背着行李进卧铺车箱,落座我们隔壁的床位。又过一会,穿着制服头戴大盖帽的列车员进来要我们补交卧铺与硬座的差价款。我们如数交了。

    列车员到隔壁向这对外人收费,说:“请你们补交车费。”

    这对人根本听不懂他的话,惊得急忙站起来。

    列车员又说:“请坐,请坐,我只是来收卧铺的钱。”

    这对人神情更慌张,急着要提行李回硬座车箱。

    列车员再次摆摆手说:“请坐,请坐!”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知道他们间无法沟通,肯定会闹出误会与笑话。我欲开口说句英语解围,但又怕说不好,反而出丑,欲言又止。

    刘某对我说:“你不是在学英语吗?大胆讲两句吧。”

    于是,我吸了口气,朝刘某、翁某笑一笑,壮下胆子,首次对老外开口说话。

    我向这对老外笑说“sit down, please!”并作了一个请坐的手势,指向他们的卧铺。

    他们高兴得要跳了起来,纷纷向我伸出手,连连说:“thank you!thank you!”

    我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never mind。 it’s my duty!”

    那位老外男青年又说:“that’s very kind of you! thank you!thank you!”

    列车员和我的两位同事都露出宽慰的笑容。列车员拍拍我的肩膀,说:“谢谢你的帮助。”

    “还要向他们收费吗?”我问列车员。

    他笑笑,说:“外宾嘛,算了。反正卧铺空在这儿。”他可能因不会外语闹出笑话而尴尬,于是就作个顺水人情以示对外宾友好吧。

    我对老外说:“he doesn’t collect fees from you。”

    他们羞愧地站起来,一边拿出皮夹子掏钱,一边说:“no, no——”

    “sit down, please! he  says  that  is free here, so he doesn’t collect fees。 that’s very kind of  him。”我对老外说。

    这对老外急忙对列车员感激地说:“thank you!thank you!”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请坐。”列车员边说边走了。

    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老外。他们又是一连串的“thank you!thank you!”

    我坐下来同老外聊了起来,得知他们来自法国,是对情人,刚大学毕业,想趁工作之前的空闲来中国旅游一趟。这次他们拟去海南三亚,刚好与我们同路。我们彼此客套一番,互致祝愿。

    虽然,我初次对老外开讲,还算“旗开得胜”但我功底太浅,怕说多了会“卡壳”有失体面,只能见好就收。我赶快回到自己铺上,心口还在扑通扑通地跳个不止。

    傍晚,我们到了湛江,入住一家普通的旅馆。这对老外也跟我们同宿于此。为了当好翻译,我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又说又做手势,总算勉强地搭起了他们与柜台间的沟通之桥。门外和窗口挤满了当地围观的群众与小孩。他们好奇的神色既使我如芒在背,倍感压力,又使我心中窃喜,增添了当好翻译的动力。

    尽管同事对我称赞有加,但我心知肚明:我的英语辞汇量太少,若继续一同去海南,要当好翻译确非易事。于是,在我们办好入住手续后,我立即到书店买了一小本实用英语口语手册,也顾不上吃晚饭,就在街头如饥似渴地念了起来,一直念完此小本,已是夜间十点半光景。我到一家小食店吃了碗肉丝面暂填一下辘辘饥肠。

    次日,我们坐长途客车穿行雷州半岛,直奔南端徐闻。途中,下车用了午餐。老外把我视作义务翻译,寸步不离。我也勉强应付。他们问我:“when  are  we  there?”我随口答:“at  once。”他们高兴得很。其实,我们只走了一半路程,到徐闻还要不少时间哩。后来,我一直后悔乱回答,因为自己肚里货少就随口说白话,弄了个小笑话。

    到徐闻码头后渡船到海口,入住华侨大厦。办好手续后,我又去拜访这对老外,并同他们一起到大厅同众人观看电视直播的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与比利时两队正踢得难分难解,球场的观众不断地为精彩的球艺喝彩。

    这对老外问我:“which country to another?”

    西班牙和比利时,英语怎么说,我“卡壳”了。我只能学像外国人说汉语那样,说:“西—班—牙,比—利—时。”

    他们互相对视一下,茫然不知,笑着对我摇摇头。我说:“these country are in west  europe  next  france。”

    他们“欧”一声,好像知道了,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方位,但未必确知是哪两个国家。我尴尬得红了脖子。

    第二天,他们搭长途车去三亚。我们告别时,他们一再谢谢我的帮助。但我一直为最后说不出那两个国家的英语发音而愧疚不已。

    返回工作单位,我利用一切空闲抓紧学英语。

    以后,我被调任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后又被调任市科委副主任。我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利用出差途中和其他空闲时间抓紧学英语,看了一些中英对照的小说,像简爱、高老头、黑郁金香、弗兰肯斯坦、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等等。我还参加了市卫生局办的英语学习班。该局的瞿局长(后来任省英语学会会长)鉴于我的求学热忱,就格外关顾,免收我的费用。

    1988年11月,突然喜接国家科协通知,要我带领市有关人员去国外作专家互访。这次是去匈牙利考察市政建设,包括道路、供排水、建房等等。与我同往的有城建局陶总工程师和市政开发公司邓经理。

    这次我市按不同工程的对口考察学习分成六个科技团队。我们兴致勃勃地到了北京,住进了一家普通的小旅馆。因为我们几乎都是初次出国,心中不啻何等雀跃。

    一则由于亢奋,一则由于旅馆很嘈杂,一个晚上没睡好,早上起来头发晕。吃罢早点,突然传来消息说,我们省市首批专家外出考察因语言不通闹出许多笑话以致吃不上饭、走不成路、回不了旅馆,更甭谈与外国专家沟通交流,最后只能靠大使馆来帮忙解决困难,使我国专家的形象大受贬损。因此,我省市外出专家团队必须先行考核,团队中至少需有一员能过关才予放行,否则全体打道回家或聘翻译同行。请翻译要负责他的来往机票、旅宿费和聘用工资,得花好几万元,由团队成员分摊。这对于爱面子的知识分子而言,十分难堪。一听此说,我们都愁上眉稍。

    已经有好几个团队因过不了关而垂头丧气,有的成员不吃不喝,整天蒙头大睡。有的团队无可奈何,只得咬咬牙临时聘请翻译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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