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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衷纪这些天已经往首里崇元寺好几趟了,企图拜见崇元寺的副主持宜谟里主。
琉球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往来,往往是由僧人作为使节的。这位副主持宜谟里主刚刚前往日本国出使回来,陈衷纪想向他打听一些日本国的情况。
琉球国这次出使,主要就是为解释琉球国无法派遣正式“谢恩使”的。
所谓“谢恩使”,完全是幕府和萨摩藩的无理取闹。自万历三十年(庆长七年﹑公元1602年)﹐先后发生了数起琉球国漂流船只事件。第一宗为琉球船只漂流到仙台藩(公元1602年)﹐第二次漂流到平户(公元1603年)﹐第三次是派往明朝的贡船﹐也漂流到了平户。每次漂流船只事件﹐都在家康特别指示下﹐受到安全遣返。尤其是最后一次﹐家康想重开对明朝贸易的企图已经破灭﹐所以就更加用心处理。可以说﹐家康期待琉球的船只失事漂流到日本﹐越多越好﹐藉此向琉球施恩﹐使之对日本遣送之情心存感激﹐进而得到琉球在对明朝外交上的帮助。
家康将护送琉球船员的任务交付岛津家﹐不得有所怠慢﹐务必保证琉球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命岛津致函琉球中山王,要求琉球国派遣“谢恩使”。家康对此高度重视﹐无非想令琉球感受到日本的好意。但是,萨摩是琉球与日本沟通的窗口,历史上岛津家与琉球国素无深交。原因不外是岛津家恃强凌弱﹑对琉球的高亢态度。早在室町时代,萨摩就单方面宣称琉球是岛津家的附庸(其实是毫无根据),这是琉球国一向所厌恶的。由于岛津家从未将琉球作为一个独立的﹑与日本对等的国家看待﹐处处羞辱琉球,所以琉球一直对岛津家敬而远之,若即若离。而这次日本居然要求琉球向家康派遣谢恩使(按规矩只能向上国派遣谢恩使)﹐无疑又在间接羞辱中山王。当时琉球国掌权的是亲明派的谢名亲方郑迥,对于日本的要求坚决反对﹐认为不应该向趾高气扬的日本派遣任何形式的使节。结果,经过萨摩的多次催促,琉球国方面依旧无意派遣正式使节来日本答谢家康遣送琉球船员的恩惠。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明朝的册封使夏子阳前往琉球册封尚宁,日本不得不发出最后通牒﹐威逼琉球立即派遣谢恩使前往日本。但是﹐琉球最终以为接待册封使为由﹐只派出了崇元寺的僧侣宜谟里主前往日本解释琉球国无法派遣正式使节之事。同时﹐岛津方面也派遣乌原宗安前往琉球﹐将萨摩的书信呈递中山王尚宁﹐执意要求琉球尽快派遣正式使节。1608年(日本庆长十三年),岛津氏根据幕府的命令,派遣大慈寺僧龙云前往琉球,再次督促琉球国派使者来“谢恩”。
这种挑战大明朝宗主权的行动,明朝应该在琉球贡使的报告中多少知道了一点,但是明朝对日本国内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整个朝廷浑浑噩噩地在内部勾心斗角中,根本无心理会几千里外的藩国命运。
当日本侵略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刻,琉球国统治者却也没想过明军会为此出兵,因此琉球国内也在备战。无奈国小力弱,琉球感染明朝文弱之风也太多了一点,军事武备松弛,除了谢名亲方郑迥一派少数人认认真真地备战,其余大多数琉球贵族地主都是在混日子、得过且过。
陈衷纪非常担忧眼下的琉球局势,但是他努力了大半年,却根本无法说动任何一个琉球实权人物支持他。谢名亲方郑迥也是对中华公司毫无信心,虽然批准了中华商馆的建立,但是却再也不许中华公司增加驻馆的人数了。因此,陈衷纪手下能战之士,只有自己带来的和后期陆续赶到的第四团老兵200名,特种营战士30名,另外就是驻馆的伙计、仆役、书办等人,大多数虽然经过军训,却都是从未真正动过刀枪的半吊子。随着商船陆陆续续归国,那霸港的中国水手也越来越少,最终只有20多名水手因病留在琉球过冬。
开春前后,萨摩藩的大军可能就会打来了,陈衷纪已经急得虚火直冒了。但是崇元寺的副主持宜谟里主却非常的有耐心,非但以举办法会为由晾了纪仔三天,今天总算召见了陈衷纪,却一见面就玩起了茶道。
从正午到黄昏,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下来时,僧人点着了蜡烛。盘桓了半天一无所得的陈衷纪正沮丧地打算告别,一直就在东拉西扯大明风物的宜谟里主却开口道:“陈施主是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