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路,曲线传教”的大力支持者。1606年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场,都参与了其中部分问题的研讨——徐光启还在1611年找他们两人来修订译稿。因此,他们和徐光启很熟悉,关系融洽。后来徐光启又专招他们两人与李之藻共同修订历法以及他们于1616年共同写作《辩揭》一书。
这一回,徐光启带着他们去京师,是想让他们出面介绍一些中华公司内部情况,以便说服朝廷与中华公司讲和。
但是,在那些巡逻陕西兵丁看来,这两个西洋人的存在,就更加证实了徐光启一行的奸细身份。
在官军部队中纷纷传说,中华军的强悍火力,来自于西洋番僧的法术与奇技淫巧。因此,官军连战连败,实际不是自身不能打仗,而是海寇太过狡猾奸诈。而且,从中华军发行的报纸上看,这些海寇确实提倡讲学杂学、西学,这都是和这些传教士有关的。于是,那些外来的西洋传教士就成了某种替罪羊,禁止天主教传播的禁令一再严厉地被重申。
徐光启出头用官话强硬争辩了几句,却被对方砍杀了一名仆役,全体被捆绑起来押往通州官军大营。沿路,他看见无数的当地百姓被官军抄家,各路官兵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显得十分暴戾无情,与面对中华军时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很多地主乡绅被官兵押解着加入到了徐光启一行的队伍中,大多被打得鼻青脸肿。徐光启想到在中华军统治区所见到的场景,不由地叹了口气。
徐光启的命运还算好,通州大营的押粮官、蓟辽总督属下的昌平守备原先在朝中与徐光启相熟,在大营门口认出了徐光启,把他解救了出来,顺带着把两名传教士也救出来了。
徐光启匆匆道谢,带着人急忙向京师赶去。
他首先来到方从哲家中拜见,将自己在海寇统治区见闻诉说了一下,还把两名传教士介绍给方从哲。
徐光启第二天被任命为大学士,再次进入了朝廷政治中心中。
徐光启在众多老于世故的官僚看来,属于另类的人物,过于实在的实干家。在他致仕去天津种田前,他就和同僚格格不入,遭受各种排挤。而这些年过去后,徐光启重返朝廷中枢,却是依旧与以前一样实在办事,不会做人。
他公开提出了一项计划:和中华公司谈和,然后朝廷裁撤军队、重新编练新军,规划新火器,以十年为期,到时再拨乱反正,平定海寇之乱。
在他的推动下,主和的声浪超过了主站的论调。而现实是,战争确实是没法打下去了。京师聚集的勤王兵已经三个月未放饷银了,京师冬春交界之后,已经明显出现粮荒。各路援军纷纷战败,中华军在京衢如入无人之境。同样在江南,中华公司似乎已经在江南稳固人心,大有长期盘踞下去的姿态。这样的现实已经宣告剿灭海寇的政策是无法执行了。
其实,在两京战事紧张的时刻,福建、广东的中华军也没闲着,水军舰队连连出击,不但巩固了泉州、漳州占领区,还占领了闽粤交界处的海防要地南澳岛,攻打了潮州城。从海南岛出发的中华军水军,不但将广东沿海岛屿抢占一空,将沿海海盗势力统统席卷一空,把各自分散的南海海盗势力统一为中华水军海南分舰队。中华军最新的铁甲巨舰威远号一度冲入虎门,炮轰广州,耀武扬威,使得朝廷征调广东等地军队的计划无法执行。
不说其他的问题,仅仅就是江南财赋重地的税收收不上来,漕运通道被掐断,这两件事就已经卡住了朝廷的脖子,使得诸位官僚清醒地认识到:不谈判是不行了。
万历皇帝在太监们、大学士们鼓动下,终于站出来下达了中旨--也就是皇帝直接通过太监下达旨意,绕过文官系统繁琐程序:责令诸大臣招抚台湾中华公司海寇,务必要达成和局。
这是方从哲出的主意:中旨绕开了官僚系统,避免了内阁中的反对派的阻碍,以及群臣中那些以反对一切为能事者的刁难。而且,这样看起来主张招抚的是皇帝陛下本人,和方从哲就没什么关系了。
旨意一下,群臣耸动,交头接耳之后,有人提出问题:谁来担任这个和谈的钦差大臣,去和海寇们谈判?
这个谈判的人选就成了大问题。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很可能到时招抚不成,主持谈判者就会成为替罪羊,人头落地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