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品牌差异化”的今天,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创新”宛若成了时代的主题。
然而,创新毕竟不是说创新就创新的,而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爱迪生发明电灯失败了几千几万次,诺贝尔实验炸药把自己的兄弟都给炸没了,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而且,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爱迪生和诺贝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取得他们那么伟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失败了几千几万次,甚至把安全都贴上却还没有成为爱迪生和诺贝尔,未免有些太划不来,这个成本性价比未免太高。毕竟,对于成功者来说“享受过程”只是一个谁也不愿意说破的谎言,作为成功者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实践和研究表明“创新”绝不是成功的唯一出路,通向成功有一条重要捷径是汲取和消化前人优秀的文明成果,借鉴和模仿已成功者的思维模式。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通过借鉴和模仿走上强国之路。
世界第一名的演说家和成功学激励大师安东尼罗宾也曾经说过:“模仿是通往卓越的捷径,也就是说,如果我看见某个人做出我心羡的成就,那么只要我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的代价,也就可以做出相同的结果来。如果你想成功,你只要能找出一种方式去模仿那一些成功者,便能如愿以偿。”
我的“状告中国足协”本属无稽之谈,根本没有什么充分的法律依据足以把足协送上被告席,之所以能取得爆炸性的新闻效果,这与我充分借鉴了我的老师叶文智先生“投保定海神针”的成功经验是分不开的。
1998年,叶总首付3000万人民币买断了张家界黄龙洞45年的经营权。这时候,他对如何经营一个旅游景点概念还很模糊,认知水平还处在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境界。
一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个从业人员在黄龙洞里反复劝说那里的工作人员买保险。该工作人员被问得不耐烦了,只好告诉他:
“兄弟,我们公司该保的都已经保了,如果再要保,就只剩下这里的石头可以保了!”
“只要你们愿意,石头我们也可以保!”该寿险从业人员情急之下非常敬业的回答道。
这一席对话恰被刚才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叶总听在耳里,他顿时灵机一动,刹那之间似乎便能感知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凡大智慧者,一般都具备敏锐捕捉信息的素质)。
第二天后,叶总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决定给黄龙洞里那根生长了19万年、高19。7米、名为“定海神针”的石笋投保1亿元人民币!
其实,给所谓“定海神针”投保一个亿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单纯是自然力量的作用,即使再过19万年,它也不可能会倒,叶总当时看到的他即将创造的一个世界吉尼斯记录——世界保险业第一次为石头投保,并且金额巨大)。
后来,有位资深的媒体从业者给叶总算了一笔账,他实际付出的“保费”(含媒体宣传费用)不到26000元,却被海内外2700余家媒体相继转载转播,也就是说平均分摊给每家媒体的宣传费用还不到10元人民币。张家界的溶洞远不止这一个,叶总单凭这一纸保单,就把其他许多的竞争对手远远的甩在了时代的后面。
投保“定海神针”之后,以至于直到2005年的今天,依然有不少的海内外游客一进黄龙洞就开始问:“那根价值上亿的‘定海神针’在哪里啊?”
我在状告中国足协的时候,有不少策略是借鉴自叶总的投保“定海神针”譬如说我一开始就非常夸张的准备要中国足协赔偿我“精神损失费”12亿,可是我国法律规定,原告须预付索赔额的1%作为保证金,也就是说我要先拿1200万出来。我靠,这不是成心拿张一一这个穷光蛋开涮吗?我到哪里去抢这1200万啊?于是,我只好改变策略,要求中国足协赔我一分钱(金额既不能无限大,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变成无限小,一分钱的1%我还是交得起的,只怕法院找不开),这种格外夸张的表现手法足以吸引舆论的关注和媒体的兴趣。
此外,我又借鉴了叶总“卖了一个吉尼斯记录”的营销手段,赋予我一个美丽身份是“中国球迷第一次状告足协”(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中国球迷状告中国第一人”但是为了吸引全国人民的眼光,我必须得有一个比较大气的说法,必须得有一个比较崇高的身份。虽然后来我知道,在我之前至少有16位球迷曾经试图告过足协,但由于他们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进行系统的规划,所以都没有形成规模没有造成声势,他们的那些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今,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几乎已经没有人怀疑张一一就是中国球迷状告足协第一人了。也许,这就是鲁迅说的“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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