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军之父”利奥波德.冯.泽克特

作战就是运动”。尽管泽克特在许多领域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但是，直到他去世，他对骑兵令人感到奇怪的一往情深，这一点至今依然被指责为视野狭隘。此外，他从来没有完全赞同过与其他武器和空中力量协调作战的大规模装甲部队具有强大的能力。虽然泽克特从来没有完全理解机械化战争的力量，对如何精确的进行坦克战没有把握，更多的强调对骑兵师实现摩托化后勤保障。但是泽克特并没有对古德里安等人推动的变革采取具体的反对行动。另一方面，古德里安和其他人的实验结果形成了一个主张大规模陆军和泽克特“贬低大规模军队”二者之间的综合体，他们在军队之中建立了军队——一支小规模由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构成的军队。德国人进一步将一战中的风暴部队战术（即胡蒂尔战术）发展成为机械化全兵种学说。

    泽克特对空军作战的革命性质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理解。他在新建的德国军队中抽出180名军官，倡导建立独立的空军兵种。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这么做，他组建了影子空军。所有的演习都需要空军的加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仲裁。他的空军学说以对地面部队的支援为中心，以获取空中优势为最高原则。和美、英两国不同，德国使用轰炸机来实现现在所说的战场空中遮断。为了这一目的，德国人集中建设战斗机，然后是对地面的攻击机，最后是轰炸机。

    总而言之，泽克特的军队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其政治领导和政策的密切整体性、士兵的优先地位、适当的参谋体系和正确的学说。这个时期的德国军队小却几乎无可挑剔，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机器之一。

    综上所述，后来的德国军队具有鲜明的泽克特的个人风格。观察二战战史就不难发现，德军的辉煌战绩，尤其是初期战绩和泽克特的努力息息相关。但是，泽克特的计划也存在着若干缺点。这导致了一些批评，认为这些缺点是二战中德军最后失败的部分原因。

    麦克尔·吉耶对德国军队独立于政治现实之外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这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技术至上主义的融合，它推动德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遭到没顶之灾。他认为，泽克特使得德国人把注意力集中于作战艺术上，眼光盯在获取战争的快速胜利。把战争的实践者和战略家区别开来的结果导致德国在二战中许多作战的成功都不具有持久性的战略影响。吉耶成功的描述了一支试图脱离政治结构而独立存在、过于追求作战层面胜利的军队是非常危险的，他清楚地展示技术上的卓越本身只是一个空壳。

    对泽克特军队的最强烈批评是总参谋部的军事视野过于狭隘。以至于到了1934年，总参谋长进一步缩减了沙盘演习训练的重点，从战略作战层面缩减到战术（师和军）层面，这导致了对后勤和情报科目的忽视。正如艾伯特·西顿所写的那样“军队参谋部的行动很少超过大战术的层次，它的许多成员都满足于犹如在真空状态下作战，把200英里半径当作战略问题考虑。”

    最具说服力的批评是一位德国学者指出的：“德国在意志和领导方面的优越感，对他们武断和短视地评估潜在对手的能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的一些指责包括：重新武装的努力在经济方面是脆弱的，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德国经济的弱点；德国空军在战术方面很成功，却不能完全胜任各种水平的战略行动等等。

    当然，总的来说泽克特建立的这支军队工作得很好。1940年那次历时7周的攻击战摧毁了法国军队；德国军队随后在北非、巴尔干、特别是在俄罗斯进一步执着于战术和作战层面的胜利。在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军队的领导和学说成功地推迟了希特勒国家的毁灭，尽管盟军在物质方面有压倒性优势。应该说，泽克特出色了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大事业，以“二战德军之父”的身份进入历史殿堂。

    1926年初秋，他对君主制的热情断送了他的职位。他允许一名霍亨索伦皇家家族的成员穿上军服出席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这是《凡尔赛条约》专门禁止的，也与当时德国的共和情感上升发生了碰撞。泽克特于10月8日被迫辞职。

    1930年，他竞选成为议员。在他任职于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期间，冯·泽克特与希特勒的纳粹党交往密切。

    他于1934年被派往中国协助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他的建议对国民党发动的对江西红军的第五次围剿颇有价值，这次战役引发了史诗般的红军长征。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军政事务。此外，他为国民党训练建立的几个德式装备的师在抗战前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初期抗日的核心力量。

    1935年3月，他返回德国。1936年12月29日，因心脏病卒于柏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