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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经义策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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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王贤终于把最后一句“故名正则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天道也。”写下去后,一张大纸竟然都是文字,密密麻麻的,看着就让人舒坦,他呵呵一笑,转眼看那道策论题。

    大宋朝考策论乃是很奇特,太祖当年也有过策论之试,不过只是一些皮毛东西,和经义很接近,后来干脆把策论之试废除,自范仲淹庆历年间改革之后,策论又开始回归考场,不过没了经义试,它充其量只能算是做个样子。

    王安石变革科考,废诗词考,集所有为进士科,天下士子开始重视起了策论和经义来了,以《三经新义》为准线,长篇大论,皆不绝于耳。

    自那时,策论之题便开始到了和时政挂钩的地步,王安石在朝时,几场科举皆是以新法比旧法的优异为题,或是含沙射影,或是直截了当,策论还真变成了士子论国的地步。

    司马光上台以后,对策论试也是小利用了一般,就是他将要离世的那一年,出题为“以祖宗法规治天下,何如?”,算是对王安石的新法最后一次抨击吧,而后来苏轼出题说仁宗朝政令宽和,神宗朝政令严峻,各有各的不好,当今又该如何选择?

    这些策论之题偏向政治化的同时,也给朝廷增加了许多争论,经常有人拿科考士子们的文章来做事,所以朝廷有人就主张淡化甚至是废弃策论试,只是章淳上台后,又一次抬出三舍法以及以往的策论、经义取士之法,所以策论试并无多大改变。

    然而不是每一道题目都可以出的,当年苏轼出了拿到策论题,立刻被人弹劾,以王岩叟为主的朔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立刻抓住机会,要不是太皇太后力保,苏轼早就会被一贬再贬了,所以出题小心,也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

    王贤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个题目:“富民则富国,富国则富民,何如?”

    这种题目,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和现在朝廷开边、执行新法、打压旧党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想来出题之人必是怕麻烦,就连题目也是聊聊数言,极尽简单之本。

    然而这样的题,却真是不好写了,富国、富民,王贤长叹一口气,把目光抬向窗外,还是那翠绿松树、满地黄叶,却显得单调了好多。

    他不禁想起了语嫣所说过的话,百姓疾苦,无人关心,只求一顿饱饭而不得,所以要是富国必要先富民,民先富而后国富,民先立而后国立,这些都算是上古良言了,然而真正说起来,谁会让民完完整整地富起来呢?

    钱财乃是国家之根本,现在这个时代,是小农的时代,是靠天靠地的时代,只要有田,不论是稻田、麦田、水田、旱田、桑田、茶田,都可以保证小农的生存,然而要做到富裕,难之又难。

    改变生产方式,改变小农阶层,这才是民富的基础。

    而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就从执政之士大夫来说,也不可能愿意让新兴阶层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物质积累的漫长时间是要靠稳定的政治局面来维持的,再过二十年,这个朝代就要被外族入侵而亡,再过一百多年,整个大宋也会被消灭,生产水平和新的阶层会被一网打尽,积累的物质资料也会烟消云散。

    富民不现实,富国就现实了?

    富国之道,还是在富民的基础之上,若是民无财,那国之财又能从何而来?然而这个时代的士大夫们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还以为天下之财乃是定量,不会多也不会少,若要富国只能加税,故而当年王安石提出“不加税而国富”的理论后,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

    经济重量提高了,那么相同税率便可以使得国家收入提高,这便要求国家用手段来使民先富,就像战乱之后的天下,君王们总是说要免税免役三五年,不只是做个样子,也是为了休养生息,让民先稍微富起来一点,再积累国家物质。

    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资源的再生产,江南水田一年可以两季,然而百姓们却无法及时地筹集好,所以很多时候都荒废了,而当年王安石便是考虑此点,让国家借钱给百姓们,让他们可以先得到种子、水牛等物,待到收成之后加利还清,不耽搁生产,这种想法便是极大进步,可惜最终却失败了。

    王贤心中一笑,这些人根本不理解经济手段,又如何能使国富起来?不过还有一条特别的渠道,可以使国富起来,王贤沉思了一下,便提笔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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