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她已经足够了解了。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说:“和余阳在一起真好。”
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吃饭要为她布菜,所有的活儿都替她做包括熨裤子。
能不“真好”吗?
我笑话余阳,余阳一撇嘴,说你懂什么呀?这叫“真他妈(gentlemg绅士)。”
慢慢地,她也跟我话多起来。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其实并不可怕;虽然言语刻薄,心地还算好;虽然不像余阳那样“真他妈”但是挺仗义。
重要的是:我是老板。
一天夜里,已经11点多了,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电话就在我床头,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
她来了,穿着睡衣,说声谢谢,便拿起了电话。
谈话不够愉快。
大致可以听出是对方在向她索债,她不停地解释,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她烦了,也因为我在旁边,有点窘。说:“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明天换了美元一准儿给你。别烦了好不好?这么晚了,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扔下了电话。
却不走,怔怔地站着。
我问:“出什么事儿啦?”
她摇摇头。
“欠谁的钱?这么逼债。”
她迟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欠他多少钱,我来帮你还吧?”
她吃惊地看着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谢了,goodevening(晚安)。”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领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她介绍说这是她姐夫。原来,她把昨天夜里逼债那主儿给领来了。
那爷们儿一口天津话,嘛嘛的,听着特烦。
我们吃过饭了,余阳便问汪虹吃了吗?汪虹那时已经跟余阳熟到一点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说没吃,跑了一下午,要饿死了。
余阳问:“蛋炒饭行吗?放点国内带来的腊肠,再弄一个榨菜肉丝汤。”
汪虹说:“好的好的,拜托你快一点。”
余阳说:“快得很,你先给姐夫沏一杯茶我床头有铁观音。”说罢,扎起围裙便丁丁当当弄了起来。
余阳平素小气得很,带了点四川腊肠,我们都很少吃。那罐儿铁观音更是当宝贝似的供在床头,我从来没喝过我也没见他喝过。这回倒好,全拿出来孝敬姐夫了。
那爷们儿连吃了三大碗,打着腊肠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打开,原来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还有猕猴桃。
“来,余阳田力,吃水果。”她说。
余阳兴致勃勃地挑了个猕猴桃,一边剥皮儿一边问:“发财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刹那,阴云又布满了脸。“到哪儿发财去?我们要分别了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明儿一早就得去。”
“给多少钱呀?”余阳问。
“一千美元一个月,包吃包住。”汪虹说。
“行呀!”余阳两眼放光“工资不低呀。”
“我不愿意去。”她幽幽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区,一座挺大的house,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我在门口停下车,对汪虹说:“有事儿就打电话。”
汪虹说:“那没事儿呢?”
我笑了“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见。”她伸出手来。
余阳已经下了车,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俩人一块儿走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余阳一句话也不说了。
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没事儿,都是闲聊。说她一点也不忙,就是平时接接电话,客户来了做做翻译什么的。
我说那不挺好吗?
她说好什么?一点不快乐。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又打来电话,是余阳接的。两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顿,英语也用上了,然后余阳说汪虹要找我说话。我接过话筒,汪虹直截了当说想到我这里工作,工资多少都没关系。我说为什么?你那儿多轻松。她说老板太差了,一点文化也没有,不带脏字儿不说话,吃喝嫖赌都占全了,一发脾气就骂人。
我问余阳怎么办?
不用说什么事儿他明白着呢。
余阳叹口气“那老板也实实在在是个混蛋,汪虹怎么能在那儿呆呀?受气还不受死?你是老板,你决定吧。”
我想了想,对汪虹说:“来吧。”
我之所以同意汪虹来,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关系。有这样一个人物相助,我们在捷克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说起汪虹的大姑,又是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