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们深恶痛绝的流言产生怀疑，被迫陷入人为设计的痛苦中并结束生命，现在提起来只当是茶余饭后的闲话，与你的遭遇毫不相干，不必太在意故事中人物的最终结局。”

    “对！就当我们也是那群整日里闲得要死，看谁家日子过好了就急得半夜挠墙眼睛发蓝的民间闲散口头文学家，演绎出来的故事虽然精彩却纯属虚构，就当看了场很老很旧的翻拍电视剧谁也不当真。”

    “这就太过了吧！”李然笑着说：“自欺而不欺人虽说是难得的好品质可这也太夸张了。”

    “隔墙有耳！”我说：“要不谁都不踏实，老觉得脑后颈冰凉。”

    “她算得上书香宦门出来的落魄千金，”朴半仙不紧不慢地说：“在改天换日的新社会她的旧家庭可谓是恶名昭著，父亲是很著名的国学教授很受旧社会腐朽的上流人士吹捧，你们现在是不可能听说的。解放后没多久在如火如荼的全国赤色洪流大潮中他和夫人自杀了，那个女人当时还只是个小女孩，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为了填饱肚子整日流落街头讨口吃的，那时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就算有也不敢接济她，真不知道她那时候是怎么捱过来的。”

    “想来也是接受了很多赤脚大汉的革命友谊，”我说：“那时候社会主流美的形态都是粗皮糙肉带着风呲红脸蛋的壮硕妇女，见了她这样细皮嫩肉眉眼如画的资产阶级流毒还不按捺不住革命怒火苍蝇似的扑上去。”

    “没你说的那么不堪。”朴半仙白我一眼笑了：“不过也差不多。后来她和我们下乡去了农村，她本来是不能混入革命家庭的，多亏了当时某位领导大度，找她深夜谈过几次话后才破例送她去。在那里她和我们呆了八年，各种苦都吃尽了，后来终于熬出头大家都回城，苦尽甘来了，参军的参军，招工的招工，上大学的上大学，她也分到了在街道福利厂陪着残疾人糊纸盒的工作。当时大家都在忙，忙上学忙工作忙婚姻忙房子，谁也顾不上谁，只有她最闲，我们那批回城的人都记得她来找过自己，没说上几句话就把她打发了，后来她也就不来了。等大家忙完了闲下来想聚聚的时候，没想到她开始忙了。”

    “她先是和那个街道福利厂唯一不残疾的厂长好上了，后来又到社会上和各种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出入舞场饭店，打扮的像个交际花，抽烟喝酒，说话也变得粗俗下流，言谈不离饮食男女，别的一概不感兴趣。她本来是个天资很高的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到头来她这些得自家庭传承的优秀禀赋都成了她卖弄风骚的资本，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下乡时当过赤脚医生，懂得接生当然也懂得戕生，”朴半仙喝了口酒呛得直咳嗽，“那时候女人流产是大事，去医院做手术和登报声明差不多，她不敢去医院就又想起了我。看她在我面前抹眼泪哭得可怜，我也是女人感同身受就决定铤而走险帮她，还留她在家养好身体，一来二去我们又熟了，无话不谈。”

    “后来她遇到了像你的那个男人，比她小几岁，是个大学生，看着就像个大孩子。他很英俊，很漂亮，穿衣服总是把风纪扣系得死死的，密不透风，很规矩很有礼貌，脸上带着贵族似的那种易碎的高傲，见人总是怯怯的躲藏他的目光。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是那个女人的露水情夫，仗着小白脸在女人堆里厮混那那类玩意儿。我们谁也不理他，甚至有人公开表示要到街道派出所告发他们俩。”

    “你们可以想象出我们当时的冷淡，觉得他们俩就是厚颜无耻，始终排斥在聚会交流的中心圈之外，女的有时可以硬插进去不顾周围人的白眼使自己成为谈话的焦点，男的却尴尬的可怜巴巴的在角落里站着低头盯自己的鞋尖，看不出任何老于世故的油滑之态显得非常无辜，后来干脆就拿着本我们谁也看不懂的书在面前撑开挡着脸不和任何人发生哪怕是眼神上的交流。”

    朴半仙手里的小二锅头喝完了，意犹未尽，大排档里的客人走的走醉的醉显得稀落冷清，老板娘在临时搭成的柜台上守着钱箱熟练地按着计算器算账，老板立起菜刀咬牙晃膀子用力戗砧板，把刀刃上刮下来混合着肉鱼黏液的木屑轻巧地划进垃圾桶，旁边的灶台锅底闪着蜡烛似的火苗，锅里的水散发不易察觉的娓娓热气。

    “老板，再来瓶二锅头，要小的。”我大声喊，老板娘头也不抬继续算账，老板放下菜刀从玻璃柜台下拿出酒面无表情地走过来放到桌上，拿起我手里的钱转身就走。

    小二锅头酒瓶带着深秋的凉意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朴半仙接过去拧开瓶盖毫不在意地喝了一口，用袖子抹抹皱纹深刻沾着白沫的嘴角，空洞地望着远处山坡上那条被林中阴森森的树木遮蔽得不见天日的阴暗的小道，树木几乎只肯略微绽开一些，让这条狭窄的小道蜿蜒穿过，接着马上又从后面把它封住。

    她笑着对我们说：“人总是本能地欺骗，明明对一个人有想法脸上却装着热情，善良的近乎虚伪，可是我们在对待这个男人的态度上却无不显露出狰狞的食肉本性，经常用刺耳露骨的话当众使他难堪，我有时甚至可以听到他内心那层坚硬脆弱的壳不断破碎的声音，很难想象他当时经受了怎样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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