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除了响应官府的抗洪救灾的力役之外,沿河地区,抛家舍业者,有数十万人,大量百姓,携老扶幼、背井离乡,只为躲避洪灾。
一时之间,大河下游地区,一片混乱,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朝廷的统治,官府的行政,都经受着极大的考验。
惠国公宋延渥乃是刘皇帝委派的抗洪救灾前线“总指挥”,每次从他那里上报的奏章,总是充满了严峻、紧急、危机等字眼,令人心惊肉跳。
而坐镇京城,调度指挥的宰相赵普,一月之间,也是担惊受怕,最怕的就是收到哪里又决口了,哪里又受灾了。
由于对雨灾的警惕预见不足,已经在刘皇帝那里吃了挂落,若是后续的救灾事宜再出差错,待灾情缓解之后,他宰相也绝对讨不了好。
而最让人感到沉重的,是这场灾情还远远看不到缓解的时候,更遑结束。
有鉴于洪灾水情,刘皇帝也没有再继续退居幕后,在汉宫之中纳福乘凉了,这种天灾国难面前,他也难有这个心情。
进入六月之后,刘皇帝更连下训令,督促朝堂官府,勉励臣民百姓,呼吁上下一心,全力抗灾。
由于大雨持续地近乎诡异,朝中有不少官员都请奏上表,希望刘皇帝能够祭天祈福,以解灾情。
这样的奏请,自然被刘皇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原因也很简单,若是撞个大运,祈福有效,能够增加自己身上的神圣性也就罢了。
然而,若是祭天无效,那样岂不更引得人心思变,这样的结果,就不是刘皇帝乐意见到的了。尤其是,刘皇帝咨询过钦天监的那些“天文专家”,从他们口中判断,这场大雨洪灾,还看不到缓解的征兆。
同时,在这种形势下,刘皇帝也是分外敏感的。太平时候,应付一下,祭祭天,拜拜神,也就罢了,而这个时候,刘皇帝心怀疑忌的是,会不会有人拿天人感应那一套来说事,讲什么君失其德,政失其道,以致上天降灾,警诫世人。
所幸,朝中还没有这样的傻人,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触刘皇帝的霉头,即便有人心中有类似的想法,暂时也只敢憋在心里。
刘皇帝还特地下了一道明诏,从毫无文采的诏文中就可以看出,乃是刘皇帝亲拟,而没有经过李昉的润色。
刘皇帝直白地训斥了那些不求努力救灾,反而指望上天怜悯开恩,指出抱有这样想法的人,都是消极抗灾,不思纾难救民的庸臣碌人。
措辞异常严厉,诏令下达之后,至少西京这边,朝廷的思想是基本统一,牵涉有司也更加专心致志地进行抗洪救灾事宜的差事。
六月己丑(初二),郑州、东京、宋州官府相继上奏,言汴河水情有异,这些奏报,在河患未已的情况下,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政事堂连发政令,让沿汴州县官府提升预防等级,做好人力物力储备,提前应对,以防汴水生变。
没法不重视,汴水可是中原的核心水脉,黄金水道,连接运河,沟通南北,若汴水为患,伤害的可不只是东京等重要城市,连西京这边都要受到影响。
毕竟,当下的西京洛阳,每年也有大量的物资支持,是来自东南地区的。
不得不说,大汉过去治了二十年河渠,成绩最为显著的,就是汴水为主的中原水道。其后,水害的影响果然从汴河流域蔓延开来,不过得益于官府的提前应对,严防死守,再加上河工上的便利,汴水最终没能成灾,得以平稳度过,安全涉险。
整个五、六月份,大汉都是在同暴雨洪水的抗争中度过,人未能胜天,却也不曾屈服。一直到六月二十一日,双方达成“和解”,雨水止,洪患平,渡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