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务的变革,都伴随着利弊,都该从正反两面看待,在变革当下,也是随时局发展而具备其必要性的。若不以现实条件,不顾客观规律,靠着帝王抑或当权者拍拍脑袋决策,一意孤行,那就不是变革,而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
大汉朝廷或者说刘皇帝决定对兵制改革,自然也不是受了几道谏章,听了一些进言,便脑热心动,拍板决策。
在前面,已经有几年的酝酿,也经过多方的调查与综合考量,方才定论。财政面临的压力,也属于客观情况,是现实需要。
当然,并不是大汉的财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以当下两税、商税及盐铁茶棉等税收大项的收入,是足以维持国家军事行政的正常运转的,十年当可无虞。
赵普等大臣所考虑的,也不是要打压军队,也不认为朝廷的财政真就到了不裁军就会崩溃的地步。
国防巩固,边境维护,军队建设,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的大事,其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明白,只是觉得在和平年代,以那般高昂的代价维持着那般庞大的军队,确实没有必要,军费的开支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限制的,至少该限制到一个健康的水平下。
刘皇帝这些年在维护汉统,在治国理政上,也是在不断调整,更加务实,更加看中当下。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不再具备预见性。
作为帝国的皇帝,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再去仓促应对。至少,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当问题深入、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再被动地去解决。
当然,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还是未知数,但只要他还在位,他能够做的,该去做的,还是要坚决地去做,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这是刘皇帝作为“开国”之君的担当,也是性格使然。
但凡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纠正时弊、缓解旧矛盾的同时,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这是十分必要的。
在过去大汉那么多轮的变革中,也有无数案例证明了此点,没有任何一项新政的诞生,新制的改革,可以做到一劳永逸,百利无害。因此,在这一方面,大汉的君臣还是很理性的。
从此番兵制改革来看,如果成功了,能够按部就班地根据中枢制定的方案去落实,那在未来,大汉的军费支出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财政也能更加趋于理性与健康。
这是利处,也改革的根本目的,但同样的,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带来了国家财政与国防建设的新矛盾。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改革也难称成功,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裁撤、的军费削减之后,如何维护统治,如何巩固国防,如何保障大汉这万里疆土的安全。
被裁撤的军队,他们原本所承担的国土守卫、治安弹压的职责,必需得找到替代的方案,官兵的规模可以削减,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
因此,削减军队规模,只是兵制改革的第一步,紧随其后,当同步进行的,则是组织一股能够填补国防缺失的力量,那便是乡兵。
经过多年的建设,大汉早已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基本的乡兵体系,每年的军费之中,也有一部分专门针对乡兵武器、训练、给养的拨款,由各道州都司负责。
按照大汉乡兵建设条制,凡在册之乡兵义勇,每年在农闲时,都要接受都司下属作训都尉为期45——6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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