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在农牧上坚持治本,在商业上安东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尤其体现税收以及货物进出的宽松。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都坚持一个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的。
同时,于统治阶级而言,过度的商业活动,既会影响从事农桑的劳动力人口,也会增加人口的流动,增加治安的隐患,最重要的是,不利于官府的统治管理。
时至如今,大汉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烦,还是那些走南闯北,时刻处于流动状态的商业人口。
即便朝廷在户籍制度上是坚决强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至于跨道州甚至跨县镇办案都十分困难。
因此,天下的官员们,虽然知道商业活动的好处以及必要性,但为了政绩,为了安稳,他们仍旧更愿意将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样既能创造生活资料,也更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员,对商贾就更是大加鄙弃了。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汉朝廷上下,实则也属于常态,哪怕大汉如今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在农与商的问题上,农永远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业的兴旺,也基本局限于京畿、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县,而这些地区之外,实则仍旧处于一种相对固化的小农经济状态。
同时,在经商上,仍旧伴随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像盐、铁、茶、酒、糖等产业,其大部分资源,都是实行国家专卖政策,一盘的商贾根本无法参与其中。
虽然盐、酒早已开禁,但其生产源头,尤其是制盐,仍旧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担分销的大商人们,也要按照官府的规定,要舔着官府臭脚,才能正常经营而不遇麻烦。
各地的商道确实通畅了,层层重重的卡税、关税也被废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严厉且严格的市税,尤其在大城市内,要是不交足税,连市场都进不去。
像赵匡义在洛阳实行的人货进出通道分离,如今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官府给学了去,这也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商贾逃税、漏税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货物售卖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时,也意味着规范,至少,还从没有一个王朝,对商业从事人员、活动及税收有过如此细致明确的管理,并专门制定了一部《商法》。
当然,赵普等大臣最初制定这份法案的初衷,是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缓解财政拮据,却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毕竟,在《商法》的框架下,进行合法商业贸易,从事商业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也是商人们愿意接受的。不愿意遵从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惩罚,愿意遵从的,自然就是良商了,只要服从管理,照章纳税,就可以安心经营。
事实上,对大汉商业的推动,刘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时不时地商人说好话,大汉如今的商业氛围,也未必有这么“宽松”。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改变大汉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农业帝国,在生产力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情况下,大汉的商业也只能局限于此,也难有更多的突破发展,政策的限制始终在那里。
甚至于,就是刘皇帝,如果真因为过度的商业发展,影响到了农桑渔牧,影响到了农业产出,影响到了社会治安,威胁到国家稳定,那他也会毫不犹疑地举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么都没有帝国的安全与稳定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煦在安东也采取了一些堪称激进的劝商兴商政策,比如商税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开放安东的各项资源,包括木材、皮货以及各类动植物资源,就是矿藏,也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只是被闻听消息的东京给叫停了。
不过,对于金银矿这样的贵金属,还是同意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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