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原来,自从那天和蔡邕、吴匡无功而返之后,刘备军虽然知道今年是没法南下攻打刘焉了,但民政方面的准备工作却是一刻都不得闲,全部在为“如何把西线剑阁的战略资源调度到东线钓鱼城”作着准备。
这个准备,可能需要一个冬天,再加上一个春天,也不一定能建设完。未来还要长期种田改善蜀中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讲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部队都打到剑门关外了、而历史同期原本在巴郡那边也不存在钓鱼城,那么,后世攻下汉中后的钟会、邓艾,为什么没想到从剑阁转向江州攻击成都呢?为什么非要耗着,或者是偷渡阴平呢?
别人做不了,就说明其中自然有难度,这里面最大最显眼的难度,就是部队、武器和军需物资转运的损耗。
刘备派张飞打巴西的时候,调动的兵力并不多,所以可以少量军粮翻过雨山(大巴山在南郑以南那一段)山脊陆路运到宕渠上游,再走宕渠水路下运。
但对付刘焉在江州方向的两万大军、坚固城池,那就不是速战速决,而是长久围困了,需要的粮食消耗会非常巨大,只有当时关羽绕后甘宁、张鲁那条嘉陵江水路,才可以满足运输的损耗。
因为嘉陵江的支流西汉水,是通过阳安关关前的,汉中盆地征收的粮食,不用翻过任何诸如秦岭、大巴山级别的险恶高山,可以走平原陆运,也就是南郑-阳平关-阳安关,一共一百六十里相对平坦的陆路运输,后面就都是水路。
在蜀地,船运的成本至少比平地陆运便宜五六倍,比山地陆运便宜几十倍。
所以只要嘉陵江能通航,哪怕从葭萌县先到垫江、再到江州、再逆长江而上到成都,绕那么大一个圈子,最终的总运输成本依然比陆路从剑阁道、江油道、绵竹关、成都的陆路便宜好多倍。
尽管前者这个大圈子的水路总航程超过一千五百里,而后者的山路、陆路运输距离只有五百里。
水路成本优势那么大,刘备军现在却没法用,历史上后来钟会邓艾也没法用,那唯一的问题就出在了嘉陵江的航运条件上了——
沿着大剑山往南山区流淌的嘉陵江,落差太湍急,之前关羽速战速决时顺流而下,很多船都是有进无退,不空载拉纤根本回不到上游,只有“一波流”的情况下才能走。如果一波带不走敌人,要持久战,把船拉回上游二次装货成本就极高。
李素一开始也想模仿上庸那边、解决汉水中游过于湍急、船放下去回不来的问题,搞船闸,但后来发现嘉陵江比汉水水量多太多了,这个时代的工程技术根本搞不出船闸。
然后鲁肃就结合李素的提议,又综合考察了蜀地本地人的经验,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嘉陵江各段河谷最为湍急的地方,设立流民移民点屯田,确保当地有足够多的本地劳动力。
这样就可以在船队抵达落差太大的险峡时,组织民夫拉纤、让空船盘滩而过。
别说,这一手还真是蜀地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积累出来的经验,一直到民国的时候,长征路上金沙江老君滩以上无法通航,蜀地人民还是拉纤盘滩而过(把船里的货卸下来,用人力或者车马运过险滩段,然后把吃水变浅的空船拉过湍急险滩,再把货重新装船。“盘滩”是蜀地独有的水路运输方式,就因为落差太大了)。
只不过到了清末民国,蜀地人口比汉朝时更密集无数倍,有很多百姓都在长江、嘉陵江沿岸形成商贸集镇,整个镇的百姓壮劳力可能都是职业纤夫,帮商船队过险滩。甚至抗战的时候把沿海省份的工厂都内迁到蜀地,都还靠纤夫把上千吨的商船拉过长江三峡。看看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航运的卢作孚的事迹就知道了(卢作孚就是江州钓鱼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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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肃被李素提醒后、所想到的思路,当然也是对的,至少比历史上几十年后诸葛亮的思路还要先进了。
因为诸葛亮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也没能鼓捣明白“从成都水路运粮到汉中”的办法,不得不扛着“成都四斛粮运到汉中只剩一斛”的后勤惩罚北伐。
要是能打通水路,虽然路程远了三倍,但成本暴跌,四斛粮至少能有两斛半能运到汉中,成都平原的国力和民力动员效果,也会翻上两三倍。
但要在沿岸不便于无外力行船的险滩山谷附近、常年驻扎那么多本地民夫,首先就要在这些地方开屯田,确保移到那儿的流民能自己养活自己。
为了这个具体方案,鲁肃和国渊、孙乾也是没少费脑力。
李素觉得,自己刚好可以拿出这些天跟蔡琰整理好的“梯田”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