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三口,又搬回到高雄去住了。这次,我们总算租了一幢房子一家住,这房子也很奇怪,是两层楼,却只有两间房,楼下一大间是客厅兼书房,楼上一大间是卧室兼书房。我和庆筠,终于拥有了两张书桌。他在楼下写,我带着儿子在楼上写。庆筠继续他的上班生活,写作都是晚上的事。但是,在国外这样东奔西跑了一年,再要收下心来,去过如此“孤独”的“写作”生活,他骤然间无法调适他的脚步。再加上,他走的时候,儿子并未出世,我和他两人共有一个小天地。他回来时,儿子已经一岁,正是又吵又闹又需要人一步一扶的时候。假若庆筠曾和我共同度过儿子出生后的第一年,他一定比较能适应儿子。但他跳掉了那一年。现在,突然间,我变成一个母亲,注意力全在儿子身上,等儿子好不容易睡觉了,我就冲到书桌前去“写作”我忙得简直分身乏术,对庆筠,我难免疏忽。如今再回忆起来,我和庆筠的婚姻,一开始可能就是个错误。我们之间没有很深的爱情基础,认识的时间又很短暂就结婚,彼此了解都不够深入。但,我们婚姻中真正的致命伤,是不该轻易离别,更不该双双执迷不悟的写作。
重回到我身边的庆筠,对“写作”的“使命感”更加强烈。在国外走了一圈,他心有所感,极力想写一些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这种“使命感”把他煎熬得很苦。当他在“煎熬”中时,我无法分担他的苦恼,也无法进入他的世界。我忙儿子,忙家务,忙自己的写作就忙个没完。我顶多能做到的,就是抱着儿子到屋外的草地上去玩,让他耳根清静,让他有短暂的时间可以利用。
我和儿子在外面玩了两小时,回到家里,他桌上的稿纸仍然空白,写了字的稿纸,全在字纸篓中,堆了满满一字纸篓。而他,头发凌乱,眼神落寞。
同一个时期的我,却写了好多篇中篇小说,我把它们寄给皇冠,都脑漂载出来。皇冠的稿费不高(我后来才知道,这本杂志是如何惨澹经营的)。稿费虽不高,对我的生活,却已不无小补。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发表的园地。我的中篇小说寻梦园、黑茧、幸运草都是这时期发表的。有一天,我居然收到皇冠社长“平鑫涛”的一封信,信中写着这样几句:“我们非常喜欢你的小说,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每期给皇冠写一篇稿?长短字数都没有关系,皇冠篇幅大,可容纳较长的文稿”
我捧着信,雀跃三丈。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邀稿”信!我把信拿给庆筠看,简直“得意忘形。”庆筠看了信,十分纳闷,他总觉得我的小说写得很没“深度。”这样没深度的作品怎会有人邀稿!他马上把我发表的那些中篇小说,拿来重读一番。看完了,他把杂志丢在桌上说:“你不过是在说故事而已!”
“对!”我承认。“我就是在说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说得很好!”他又批评。
“对!”我仍然承认。“不过,我会慢慢进步的!”
“如果你一天到晚写这些没深度的东西,你一辈子都不会进步!”他气冲冲的说:“如果你以此为自满,你就完了!你会陷在流行的、通俗的案臼里,再也跳不出来!”
我有些受伤了,抬头看他,我语气不佳:“你去写那些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不朽名着,让我去写没深度没格调的故事!我只想说故事,只爱说故事。我才气不高,学问不深。能写得出来,能有地方发表,我就很满足了!”庆筠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生气。他整晚坐在桌前想心事,偶尔涂涂写写,又都撕掉。第二天他去上班,到下班时没有回家,我抱着儿子,站在门前等,越等越心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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