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这则笑话让我们对文明与野蛮的本质产生了深度思考。人类文明的象征,不在外相的生活方式,更多在于内里的精神境界。无论你是否来自文明社会,无论你是否拥有文明社会的身份标识,只要你干着野蛮的行径,就证明你是一个野蛮人,衣冠楚楚外表装饰下的野蛮行径,只能证明你是一个衣冠禽兽而已。依此类推,运用现代化武器杀人于无形,同用爪牙杀人没什么不同之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杀害鲜活的生命,同满足口舌之欲而吞噬同类,更没有相异之处。现代所谓文明人不同于野蛮人的一点就是,在欲作野蛮的行径之前,会找一个师出有名的文明口号,以掩饰罪恶的真相。这只能说明了所谓的文明人比野蛮人更虚伪,更爆发了劣根性。
梭罗在瓦尔登湖曾讽刺得说:虽然天上的飞鸟都有窝;地上的狐狸都有穴;野蛮人都有草屋,但是在我们现代文明社会中,只有一半的家庭有房子。在文明最发达的大城市里面,只有少数人有房子。对比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大城市,尤其是中国的一级城市后,就可知这句话的真实性。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即使是中产阶级,也已没有能力买一套可以安身栖息的房子了。生活中的必需品——住房,现在已经成了大众的奢侈品,成了权钱阶层的特供品了。可见,在最值得人类文明自豪的物质生活提升这点上,文明的成果似乎也相当不起眼。本来,文明社会的工具所开发出来的资源,足够全部现有人类的享用,所建造的房子足够现有人类居住,可为什么文明社会的有些人却只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呢?德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出了原因:现代社会的危机,不是资源的危机,而是精神的危机。一些贪欲失控的人,造成了现代社会架构的严重不平衡。有些人温饱都是问题,被生活逼上了绝路,而有些所谓的富人,他们拥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他们是用金银为自己打造了一副手铐。无论是穷困,还是富有,现代人似乎都成了文明弊端的牺牲品。英国作家劳伦斯在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发出感慨,他认为,工业文明让人失去了本性,漠视了本能的快乐,让人已不成其为人了。在文明社会中,大部分人耗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来赚钱,只是为了在最没有意义的时间里享受一点值得怀疑的自由。
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已经说过,文明与自然本性相比,是一种蜕变,甚至是堕落。人类征服自然的自由并没有带来人类的自由,技能的进步并不伴随着道德的进步。他甚至认为,人生而自由,只是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才逐渐失去自由,社会的不平等伴随文明的进程而出现和发展。所以,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才能使人脱离文明的桎梏,获得生存的平等。卢梭对文明的质疑,可谓是对现代社会的弊端有先见之明。现代人类在文明社会里的为所欲为,正说明了卢梭对文明质疑的正确性。
两千年前,中国的老子更有先见之明,他早就感觉到文明的弊端了,所以他提倡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的小国寡民思想。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人类最理想的生活模式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老子的这种理想社会,在现时代中却是可望而不可即。人类虽然希望放下思想的包袱,轻松生活,却也难舍对物质文明的依恋。在这种依恋和不舍中,人类不断膨胀着欲望。欲望之网的收紧,让文明社会的人们深受其困,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恰如17世纪的英国诗人查普曼在诗中的悲歌: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世俗的宏伟
把上天提供的舒适变得像空气一样稀薄。至上的欢乐稀薄得像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