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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章 风雨欲来（第1页）

以至于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国内的报纸并没有像历史上一样，表现出过分的惊讶，国内外的反应也没有原本那么剧烈，但清政府的反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此时感到了火上浇油的揪心感，南方本来已大乱，没有一个省是安宁的，此时再生事端，一股气数已尽的态势初步展现了出来，深深压在了清廷统治者的心头，让他们夜不能寐，日不能食，摄政王载沣等人正在焦头烂额地讨论着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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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方激烈争论之后，载沣却找不到合适的军事将领出来主持大局，最后无奈只好听从了朝臣的建议，决定让被他以足疾为借口，开缺回原籍的袁世凯重新出山，执掌北洋六镇精兵。

而袁世凯也像历史上那般，故作姿态地拒绝了载沣等人的好意，称病不出，随后在朝廷旨意再三下达之后，才不紧不慢地重新走上了历史舞台，执掌北洋精兵，准备重新排兵布阵，应对南方自上而下，由东到西的混乱局面。

事实上当苏南事变发生时，清兵的反应较为迟缓，因为当时真正当权的皇亲国戚，能打仗的寥寥无几，若是袁世凯早点出山，或许李天成的压力会大上许多。

但袁世凯是只考虑自身利益的真小人，他根本不可能为了清廷做出舍生取义的事情，因此他的出山，并没有给武昌起义带来灾难性的恶果，也没有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而是在袁世凯的纵容之下，各省随后纷纷崩溃，清政府一路倒台，一发不可收拾，试想如果袁世凯真的卖力发兵攻打革命军，恐怕革命党人没有那么容易就取得胜利，很可能又会上演一次曾国藩对洪秀全的剿灭战，而革命军的命运则不容乐观。

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国内的混乱局面，已远不能与太平军所处的历史时期相比，袁世凯也是聪明透顶的人物，审时度势、笼络人心是他看家的本事，但此时袁世凯的立场还站在清廷一边，虽不是心甘情愿，但姿态还得摆在那里。

关于武昌起义，此前革命党人曾经为在广州，还是在武昌发动起义，发生过较大分歧，反对武昌起义的人认为清兵从北方调兵至湖北，可朝发夕至，这样对于新生的革命军而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支持武昌起义的孙武等人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武汉有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可谓械精饷足之地；且武汉又是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呼应，粮秣运输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东南一带，传檄可定；而湖北由腐败官吏瑞徵当道，他此前竭力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引起民愤滔天，又同皇亲国戚载泽等人表里为奸，国人早已痛恨他们的逆施倒行之举，倘若义旗一旦举起，全省百姓势必都会积极响应。

从兵力、武器、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优越条件来看，是广州无可比拟的，最后的结果证实，选择在武昌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次武昌起义与历史上略为不同，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未变，主要过程也差不多，蒋翊武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惟举为参谋长。

政治上，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

起义的号角吹响之后，革命军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日3上午，武昌全城已光复。

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高高飘扬。

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

李天成在十月三日上午，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公告，表示对武昌革命军的支持和理解，这样做是在政治上的一种姿态，因为自己此前一直贯彻与同盟会革命党人积极合作的政策，不过他心里十分明白，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既联合又打击，三国时，孙权与刘备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需要对方时就把酒言欢，抱成一团，不需要对方时，就一脚狠狠地踹在地方的脊梁骨上，反目为仇，大打出手，李天成和孙中山同样都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李天成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些列应对策略，因军务而无法到场的将领皆通过电传转发了会议内容和决定。

袁世凯出山比历史上更加快速，清廷在十月三日上午便颁旨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拒绝后，清廷连下三道圣旨，要求袁世凯立即挂帅，到十月五日，袁世凯便宣布挂帅，出山担任北洋军统帅。

随后清廷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们认为李天成是一块硬骨头，需要长期军事斗争方可彻底剿灭振国军，而新生的武昌革命军和四川等地的暴民起义军，则是相对弱小的势力，清廷如果用重兵攻打振国军，那其它各省的弱势革命军，很快便会如振国军一般，渐渐成长为强势力量，所以载沣和隆裕太后等人商议之后，决定柿子要检软的捏，于是做出了分兵攻打武昌的决议，以图快速浇灭革命的火种，将武昌起义扼杀于萌芽之中。

袁世凯刚刚挂帅，便根据清廷的决议，立即调集原驻北京仰山洼的陆军第一镇和京城禁卫军，和驻天津的陆军第四镇，驻山东的陆军第五镇，外加河南的第四混成协组成三军，第一军军统为荫昌，第二军军统为冯国璋，第三军军统为载涛，三军紧急调拨，朝汉口方向开进。

其中的第五镇和河南混成协等清兵，原本是刚刚集结到苏南常州、南通和宜兴等地的部队，这次武昌起义突然爆发，还未站稳脚跟的清兵便立即接到了调令，调转方向朝武汉进发，对振国军所做的前期军事准备变得毫无意义。

清兵大部离开之后，驻扎在常州、无锡、湖州等地的振国军第一、二、三师顿时压力大减，双方兵力对比原本为清兵五万多人，振国军三万人，清兵还准备继续增兵，而此时清兵陆续离开的部队有两万多人，只留下了宜兴一部四千人，镇江一部一万五千人，其余在南京等地。

其中镇江一部为第九镇新军七千人，旧军八千人，由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领兵，在清兵的精锐部队离开之后，铁良和张勋放弃了此前频频发动小规模挑衅的进攻姿态，只得采取了防守态势，自动收缩阵地，严防振国军转守为攻，突然发动进攻。

振国军自浙江大捷之后，整编完成了四个师的兵力，第三师童保暄部驻扎在金华、衢州等地，第一师马朝云部驻扎在湖州、嘉兴、杭州、上海等地，第二师黎云龙部驻扎在常州、江阴、无锡等地，第四师路羽铮部负责浙南、浙东等地防区。

而此时苏南和浙江地区的征兵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李天成准备让原清兵旧军组成的第四师随后也参加到前线战斗之中，而准备继续征收两个师的预备役部队，以借势迅速扩充军队规模，应对未来局势的发展，有了抢劫回来的小鬼子的黄金作保障，军需和军饷问题暂时已无障碍。

到十月七号时，清兵赶赴武昌的三个军在汉口北部集结完毕，展开了对武昌起义军的进攻，武昌起义军此时已成为民军，湖北军政府此前宣告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号召各省起义响应。

民军随后也派人联络了上海军政府，要求军政府在军事上给予民军帮助，李天成原则上同意向民军提供帮助，以军事行动作为牵制，缓解民军的军事压力。

李天成此时已派人去南京和镇江等地游说，逃至镇江成立了临时抚衙的江苏巡抚程德全成了重要的争取对象，程德全是相对开明的人士，曾经在武昌起义之后，参与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立即实行宪政，武昌起义之后，程德全最后响应了起义，成为江苏都督。

而铁良和张勋等顽固派势力将成为最大的障碍，历史上他们曾经组织清兵奋力抵抗浙江和上海联军的进攻，但他们二人手下的部分将官也存在革命倾向，可以设法争取过来，在其内部发动兵变。

于此振国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展开了具体行动，而清廷随后却突然派人到上海，想要和李天成达成所谓的停火协议，李天成当然不会上当，此时清廷是不得已而想要与自己讲和，待平定了武昌民军之后，他们的矛头会重新指向自己。

被上海军政府严词拒绝之后，清政府只得严令江苏和安徽两省做好准备，防范振国军的进攻，从振国军的动向来看，一场大风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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