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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2章 内参（第2页）

“……”

今天的人们，也许根本就无法理解当年的这种争论。

在当年，思想上有形无形的禁锢，在今天看来简直可以用荒诞来形容。

几十年后，社科院的一位博导曾经回忆说，当年他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打算写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他的导师马上警告他说：这是雷区，绝对不能碰。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劳动力是不能作为商品的。

如果他敢这样写，慢说拿不到学位，恐怕连人身自由都要丧失掉。

在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雇了12个工人，顿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群理论家们拿着马克思的原著论证道，雇工超过8个人，就属于剥削。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剥削制度，这还了得？关于年广久是否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甚至一直闹到了中央的最高层。

也就是在决策层、学术层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些雷区的时候，数以万计的普通劳动者，正在以前仆后继的勇气，投入到这场改革大潮中来。

他们的实践，远远地走在了理论和政策的前面。

在浙江台州，一群农民再也无法忍受私营合伙企业非要戴一顶“乡镇企业”

红帽子的格局，向温岭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提交了注册私人合伙企业的申请。

生产科科长陈心鹤老人在这份申请上盖下了一个鲜红的印章，他不知道，正是这个印章，让他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

在苏南，早在政治风波正酣的1969年，华西村的一群普通农民，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创业。

到1978年，华西村已经拥有了100万元的固定资产和100万元的银行存款。

30年后，这个华夏最富裕的村庄斥资60亿，建起了一座118层的高楼。

就在距离中央党校只有几公里远的中关村，中科院第一批10名教授级研究员中的一人，核聚变专家陈春先毅然下海，在一间仓库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他做的第一单业务，是帮海淀的一个街道小厂解决了一个电源上的小问题……

平庸的学者们还在抱着《资本论》或者《货币利息通论》寻找着强国富民的模式，而睿智的普通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科技工作者们，早已扬起风帆，闯进了市场经济的蓝色海洋。

“何海峰同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学员们热烈地讨论，觉得十分欣慰。

他目光一转，发现一向思想活跃、眼光独到的湘平省轻工厅干部何海峰面含微笑，却一言不发。

老师心生诧异，忍不住直接点了他的名字。

何海峰站起身来，对着老师和同学们说道：“对不起啊，刚才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

我不敢发言，其实主要是为了回避，因为，我和内参里写的这位林振华同志，私人交往非常密切，可以说是忘年之交。”

这句话一出口，整个班上的学员都兴奋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何海峰发问：

“真的？”

“老何，说说看，这个林振华真的是三头六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