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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0112女人就这么傻（第6页）

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

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代很流行，王奕、在振父子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组下院子，装饰一番后，作为‘会客’场所。

来者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在一起搓麻将。

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

来者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

王奕父子根据宾客输钱多少，决定卖官爵的高低。

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

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有宾客们自己玩，载振抽钱，好在宾客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出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

晚清封疆大使端方就是一位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斋吉金录》、《斋吉金续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

。

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

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凌然的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表示自己很清廉。

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的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的家里由他慢慢赏析去了。

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

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背景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

‘文雅’的高官们把家里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副书画如何如何的好。

有时候，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的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

有心求他们办事的那些人就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的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

于是，如果看到了某件古玩周而复始的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

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大多数是附庸风雅而已。

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

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

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手下那些同样不是很明白的幕僚，评判的标准是一靠送礼者的吹嘘，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

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

只要端方一类的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

送礼者完全可以寻找赝品或者次品去滥竽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不论是投其所好，还是送书画古玩，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他们都不像是劳动所得来的合法正派。

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

明朝中后期，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的就来求文、求字。

官员们盛情难却勉为其难的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的接受不菲的润笔。

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

到最后演变成了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

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到现在官场，仍旧有一些官员喜欢出版一些所谓的专著，从中赚取一笔合法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