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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4章 对未来的思考（第1页）

洛阳新皇宫建筑群被命名为紫宸宫，得名来自唐长安城大明宫的紫宸殿，也算是王伦向唐太宗的一次致敬。

紫宸宫的诸多殿、阁、堂等，也延续了唐宋以来皇宫那华丽雍容的明黄色基调，唯有御花园一带，王伦难得按照自己的审美给出了要求，修建了一些蓝白色为主调的建筑。

赵佶在位时喜欢太湖石，于是前宋官员和民间士绅多有研究各种奇石的，浙江行省越州会稽府山阴县人士杜绾，自号云林居士，便写就一部《云林石谱》，成为了着名的矿物岩石专家。

王伦非常喜欢这部着作，只可惜杜绾年纪大了，不肯出仕为官，王伦便自己掏钱命官办印刷作坊将这部书印刷了，当作工部的必备参考书籍之一。

他又得杜绾允许，命工部分散在天下各处的探矿考察队进行了资料汇总，编纂了《续云林石谱》一书，收录了各地的矿物岩石种类等。

于是御花园的建筑，张择端就分别挑选了来自南海渤泥国以及西域的青料，称为“渤泥青”

、“西域大青”

，在本朝的书画等艺术市场颇受欢迎。

正如太子王闻喜欢的那样，紫宸宫不似东京城前宋旧宫殿那般逼仄，也不似赵佶主持修建的延福宫那般紧凑且花样繁多，就突出一个简约而大气。

王伦也是第一次见到新皇宫的实景，于是兴致勃勃地纵马在宫内到处走了一遍，又去三省、诸部寺、洛阳府衙、城外驻军大营各处巡视了一番。

然后他就被许贯忠催促着赶紧开始办公，不要借巡视的名义到处玩耍了，这让王伦很有些郁闷，但他这个皇帝有个好处，听人劝，那就继续处理政务吧。

本朝制度，三年一上计，也就是每三年，各县汇总本县的人口、户籍、赋税、案件等事务，上报本府，各府汇总至行省，再由各行省上报中央朝廷。

本朝推行群相制，以负责行政事务的尚书省为例，许贯忠作为尚书令，下面还有尚书左右仆射、参知政事等头衔的副相，王伦一般会将诸部寺的某一个或者某两个部门的事务交给副相之一负责。

如此一来，三省的副相们再组成内阁会议，国家大事一般由内阁会议讨论通过，视具体情况召诸部寺官员列席，称为内阁扩大会议，更有规格最高的会议，凡在京官员、有资格列朝会的都要参加，称为百官议事。

三省长官之中，中书令萧嘉穗是最高兴的那一个，中书省主管立法，也就是各种会议讨论的结果，由王伦这个皇帝下命令，中书省执笔写为诏书，三省签字后颁行天下。

王伦推广了乡议大夫制度后，这种类似于人民代表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就成为中书省收集民间声音、修改旧法、制定新法的主要方式。

东京城寸土寸金，这导致此前中书省按照制度召开天下各行省乡议大夫代表会议，连个合适而且正规的场地都没有，只能暂借前宋遗留下来的在东京城外的军营。

这一次洛阳新都也修建了万民大会堂，场地足够大，而且选用了环形、阶梯状的布局，一次集会能容纳千人规模，萧嘉穗欢喜得紧，虽然新的京师大学堂也有一个类似规模的建筑，但至少他不用每次召开乡议会议时就为协调开会地点而发愁了。

王伦便出席了新都搬迁完毕后的第一次乡议大夫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仍旧是商法条例的修订。

王伦一直认为，唐宋时期正处于华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点，简单来说，就是华夏的各种技术革新与进步、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各种文化积累之下，已经到了一个作为中央朝廷必须改变以适应的地步。

王安石的变法，以及宋哲宗亲政后一直致力恢复“熙宁新法”

的章惇，这两位改革家大约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一生都在谋求改变。

但前宋“与士大夫共天下”

的国策，走的是君王与少部分精英人群共治的小政府模式，偏偏这少部分精英人士，代表的又是最顽固的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大地主阶层。

王伦曾经非常仔细地研究过王安石的诸多新法措施，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若是能够推行得当，也不失为良法。

就比如王安石主导的市易法，其目的就是打击商品垄断、信息垄断、囤积居奇、恶意倒买倒卖，从而打击大商人，活跃市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市易法若能得到彻底的推行，那么盘活的就将是前宋最为广大的中小商人群体，其重要意义已不需要多言了。

但是很可惜，前宋的制度决定了大地主阶级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带来的行业垄断、地区垄断，至于其他百姓们的未来活路，他们根本不在乎！

所以王伦称帝后，有意继续推行改革，首先谋求的是谈判，也就是与江南富商们谈判，朝廷给他们寻找更多的产业，但他们也得放弃相当一部分垄断权力。

可惜没谈拢，王伦便只能派孙安、李逵等将领大杀特杀，杀得江南士绅们人头滚滚，终于老实肯听话并且配合了。

这就是王安石与章惇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暴力机器，仍旧试图在大地主大商人集团构筑的稳固模式内部进行谈话，无法掌握主动权。

王伦的做法则是，他要让朝廷坐在桌前负责划分蛋糕，但大地主大商人们不同意，那就乌鸦掀桌子，踏马的你们都别吃了，老子再换一批人上来！

前宋浪费的另外一个机会，则是前宋昌盛的文化风气，对武夫的病态过度压制，导致民间普遍存在的一股怨气，那就是凭什么唐朝时汉人大杀四方，到了本朝得跟北方蛮夷平起平坐？

王伦靠着立国以来积极的、甚至带着有些过于追求暴力方式的对外征战，极大地缓解了民间从上而下的这股怨气，强行扭转了前宋的内敛，将其转化为唐朝时的那种包容和大气。

汉军无往不胜的对外战绩，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汉人乃至中原百姓们的士气，可以说战争反而是最简单的，王伦现在要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引导这股风气继续前进而不会反复。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朝廷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汉军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对外优势，转化为能够让天下普遍受益的经济优势，并通过立法、司法、有效运转的制度，将这种优势长期保持下去。

这件事若能打好基础，并延续个三代人，那么就会形成某一种新的路径依赖，保证在他死之后，新汉未来的道路不至于走得太过于偏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