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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1980年代爸爸爱美国的理想。

正是在美国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

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

“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

他说，他伸出手指数着，“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色列。

剩下那些……”

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

他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

爸爸跟他们聚会，喝茶，吃点心，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

“他们所不明白的是，”

后来他告诉我，“那跟宗教毫无关系。”

在爸爸眼里，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

居住的岛屿，虽然处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顾着出卖石油赚钱，毫不关心自家人的事情。

“以色列干这个，以色列干那个，”

爸爸会模仿阿拉伯人的语气说，“那做些事情啊！

行动啊！

你们这些阿拉伯人，那么去帮巴勒斯坦啊！”

他讨厌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齿的蠢货”

。

早在1980年，我们还在喀布尔，美国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

“哇！

哇！”

爸爸充满厌恶地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

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气焰。

“他不配掌管这个国家。

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

美国，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汉子，一个会被看得起、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

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的硬汉。

当里根在电视现身，将俄国称为“邪恶帝国”

，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

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入门的墙上，将它钉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右边，在那张照片里面，他系着领带，跟查希尔国王握手。

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

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

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

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语，但他对此不屑一顾。

“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

他会这么咕哝。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