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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清代广彩花碗 海上瓷路的绚彩记忆（第2页）

开光之间填满了卷草纹、几何纹与阿拉伯文字，这种"

满花"

装饰法源自伊斯兰细密画，金彩勾勒的边线在光线中流转，仿佛给画面镶上了流动的金边。

从工艺上看，这件花碗展现了广彩独特的"

三烧三彩"

技法：先将景德镇白瓷坯低温素烧，运至广州后用矿物颜料彩绘，再入窑以700-750℃低温烧制，最后在金彩处复烧固定。

碗身的金彩并非纯金，而是以金箔加胶水调和，经烧制后形成"

广州金"

特有的暖黄色泽，虽历经200余年，仍在碗沿、花纹勾勒处闪烁着温润光芒。

值得注意的是，仕女裙摆的银彩已氧化成灰黑色，这种"

失色"

反而成为断代的重要依据——乾隆时期广彩常用含铅的银彩，后期会自然氧化，而晚清银彩则多为化学颜料，色泽更为稳定。

三、沉船上的彩瓷帝国：考古发现的贸易版图

1984年，瑞典哥德堡港的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一艘古船残骸，经考证这正是1745年沉没的"

哥德堡号"

商船。

当考古人员从30米深的海底打捞出瓷器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成箱的广彩瓷碗、盘、罐堆叠在一起，碗身上的金彩虽被海水侵蚀，却依然能辨认出西洋人物与中国花鸟的混合纹饰。

其中一只与澳门博物馆藏品形制几乎相同的广彩花碗，内壁的葡萄蝙蝠纹与外壁的开光仕女图，印证了18世纪广彩"

内外有别"

的装饰策略——内侧迎合中国审美，外侧满足西方需求。

南海海域的考古发现更揭示了广彩的贸易网络。

2007年出水的"

南海一号"

南宋沉船中虽未发现广彩，但却为研究广彩前身提供了线索：船上大量景德镇青白瓷证明，早在宋代，广州已存在为外销瓷加彩的作坊。

而在马来西亚"

布伦瑞克号"

沉船（1752年沉没）中，出土了数百件广彩瓷，碗、盘上的纹饰既有《圣经》故事场景，也有中国传统的"

渔樵耕读"

图，甚至出现了将西方天使与东方麒麟同框的奇特画面，这种"

混搭"

正是广彩适应不同市场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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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本地的考古发现则搭建了广彩流通的完整链条。

2015年，圣保禄学院遗址出土了乾隆时期的广彩瓷片，其彩绘风格与工艺特征和博物馆藏品一致，证明澳门曾是广彩瓷器的重要中转地。

这些瓷片的胎质细腻，彩绘精致，推测为供葡萄牙贵族定制的精品。

而在澳门妈阁庙后山地层中，还发现了晚清广彩残件，纹饰简化为单一的花卉图案，胎体明显粗厚，应是适应东南亚大众市场的量产商品。

从贵族定制到平民用品，考古地层的叠压关系，清晰勾勒出广彩从兴盛到转型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