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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剡溪访戴图 水墨丹青里的魏晋风流与元代文人精神（第2页）

山石以披麻皴为主，间以斧劈皴表现崖壁肌理，这种融合董源、巨然与李唐画风的技法，展现了黄公望“集大成而自出新意”

的艺术追求。

树木的勾勒笔力遒劲，松针以“蟹爪”

笔法写出，与《富春山居图》中的树形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物服饰并非魏晋形制，而是元代文人的宽袍大袖，这种时空错置暗示着黄公望对历史的重构与自我投射。

（三）题跋印章的历史印记

画面右上方黄公望自题：“至正九年正月为王贤画，二十五日题。

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一。”

钤“大痴”

“黄公望印”

“大痴道人”

三印。

明清收藏印如“高荫槐珍藏印”

“云南高氏家藏”

等，见证了画作在云南的流传轨迹。

1980年徐邦达先生鉴定为真迹时，特别指出题跋书法与黄公望晚年风格高度吻合，为画作的真实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考古发现：从江南到云南的流传密码

（一）捐赠背后的文化接力

1950年代，云南实业家高荫槐将家藏书画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其中便包括《剡溪访戴图》。

高家自明代起便有收藏书画的传统，这件元代真迹在云南保存近百年，躲过了江南地区频繁的战乱。

捐赠时，高荫槐特别注明：“此画得自临安（今建水）故家，疑为沐氏旧藏。”

暗示其可能与明代云南沐氏家族有关联，为研究西南地区书画收藏史提供了线索。

（二）鉴定过程的学术突破

1980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邦达赴云南鉴定文物，在省博库房发现这幅被定为“明人仿作”

的山水轴。

他注意到画中披麻皴的细腻层次、人物舟船的精妙比例，结合题跋书法的苍劲老辣，最终确认为黄公望真迹。

这一发现改写了黄公望传世作品的分布格局，使云南成为继北京、台北故宫之后，又一收藏黄公望真迹的重要地区。

（三）科技赋能的文物解码

2019年，云南省博物馆联合浙江大学对画作进行无损检测。

多光谱成像技术显示，山石轮廓线下方有淡墨底稿，印证了黄公望“先勾后皴”

的创作习惯；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表明，矿物颜料中的朱砂、石青来自云南本地矿源，揭示了元代画家对地方材料的运用。

这些科技手段为研究黄公望的创作技法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