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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曹操盗墓产业链（第3页）

，却暗中效仿。

《英雄记》记载，袁绍曾派部将高干盗掘韩馥家族墓，获取黄金万两；袁术在寿春“发冢取砖，以筑宫室”

。

可见盗墓实为乱世诸侯的“潜规则”

，唯有曹操将其制度化，才成了众矢之的。

五、历史余响：盗墓文化的千年争议

曹操去世后，其子曹丕为杜绝“摸金”

之风，下令薄葬并废除“发丘”

官职。

但《宋书·礼志》记载，西晋永嘉之乱时，民间盗墓贼仍打着“曹公称许”

的旗号作案，甚至流传“摸金符”

（仿造的校尉令牌）可避鬼驱邪。

后世对曹操盗墓的评价两极分化。

支持者如《资治通鉴》称：“乱世无义战，曹公此举，实乃权宜之计。”

反对者则如《廿二史札记》痛斥：“自古盗掘之祸，未有如曹氏之甚者！”

有趣的是，近代考古发现，曹操本人的高陵采用“薄葬”

，墓中仅存陶器、石牌，与他生前颁布的《终令》“不封不树，敛以时服”

完全吻合，形成了“盗人墓而自薄葬”

的荒诞对照。

结语

曹操的盗墓产业链，是乱世中最极端的生存选择。

他将盗墓从民间勾当升华为国家行为，用死人的财宝养活活人，以破坏文明的方式延续政权。

这一举措既暴露了人性在绝境中的扭曲，也揭示了乱世的残酷法则：当道德与生存冲突时，枭雄往往选择后者。

而那些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珍宝，连同无数被盗掘的骸骨，最终都成了“宁可我负天下人”

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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