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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五章 恰到好处（第2页）

即便把货币贬值等因素计算进去，中国民众的收入也有明显增长。

特别是在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五年间，中国民众的实际收入每年都有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长。

对于身为最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这个增长速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知道，大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国民众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三，而德意志第二帝国还不到百分之二。

由此可见，顾祝同参选总统的时候，郭明善已经替他解决了大部分国内问题。

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华民主党在国内的拥护率也在一九八四年空前高涨，大选前的支持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显然，顾祝同根本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就能赢得这场大选。

正是如此，一些在野党人士就认为，顾祝同是拣了郭明善创造的政治果实，以投机的方式赢得了大选。

当然，这些并不是关键。

从根本上讲，顾祝同在一九八四年当选总统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在战后极为少见的良好内部环境。

更重要的是，通过十年的积累与消化，中国平稳渡过了战略收缩期，并且具备了进行战略扩张的基础。

也正是如此，顾祝同当选总统，可以看成是中国由战略收缩转为战略扩张的信号。

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是，在不同人的眼里，顾祝同参与大选，以及铁定会赢得大选，有着不同的解读与意义。

这一点，也正是两伊战争的根源。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在一九八四年之前，伊拉克总统并没有考虑过攻打伊朗，而是把重点放在了防御上。

这也很好理解，伊拉克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与资源总量上都远不如伊朗，而且伊拉克的军队装备水平也远不如伊朗。

别忘了，在革命之前，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能够优先获得中国的先进武器装备，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把J-78式战斗机卖给了伊朗，却没有卖给另外的盟国。

因为大部分伊朗军队响应了革命，所以伊朗几乎全盘继承了巴列维国王的军事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伊朗军队的战斗力明显超过了伊拉克军队，至少在表面上如此。

此外，在政治关系上，中国已经跟以色列联合，因此中国对待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两极化倾向，即只为承认以色列、并且愿意跟以色列和平相处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支持，而以消灭以色列为目的的阿拉伯国家则成为了中国的眼中钉。

可惜的是，伊拉克与叙利亚走得太近了，因此在中国的中东与海湾政策中，伊拉克处于边缘地位，即便没有遭到打压，也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

这两个因素综合到一起，让伊拉克不得不采取防御战略。

问题是，伊拉克总统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收缩性战略才是放弃伊朗的直接原因，而中国不可能一直都处于战略收缩状态。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转变战略政策，由收缩变为进攻，就肯定会对付伊朗。

结果就是，伊拉克总统把顾祝同参与大选当成了中国转变战略政策的信号，并且由此做出了中国将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朗的判断。

显然，伊拉克总统的战略判断只对了一半，即中国确实将在顾祝同当选总统之后改变战略政策，却未必会支持伊拉克。

问题是，伊拉克总统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正是如此，在中国大选尘埃落定，顾祝同以获得百分之七十一的选票当选总统后不到一个月，伊拉克军队就越过边境线攻入伊朗境内，而伊拉克总统则期望顾祝同能够在住进总统府之后成为伊拉克的盟友。

显然，这太高估顾祝同了。

虽然在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当选总统，而且按照惯例，他将在当选之后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以便在宣誓就职之后承担起总统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当时的总统依然是郭明善，而不是顾祝同。

显然，专注于国内事务的郭明善并不希望出兵介入两伊战争。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在顾祝同预料之外的战争，而且顾祝同的竞选纲领并不是帮助某个三流国家成为地区霸主。

也就是说，即便到了一九八五年一月，顾祝同宣誓就职之后，也未必会支持伊拉克。

事实也确实如此，即顾祝同的政治目的绝不是帮助伊拉克打赢一场输赢对中国来说都没有直接厉害关系的战争。

顾祝同在这个时候住进总统府，有着更加远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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