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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子产（第4页）

的观念，本来百姓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现在把法律公布了，百姓就会放弃道德的约束来钻法律的空子（“弃礼而征于书”

），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犯罪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衰败。

子产的回答也很简单——我知道！

不仅叔向反对，后来的孔子也认为这样做不妥。

孔子一向最重礼仪，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如何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

他认为，礼治的社会才是一个国家该有的样子，人人诉讼于法律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门不夜关，道不拾遗才对。

他想用礼仪的约束，使充满兽性的个体散发人性的光辉，殊不知，看似古板而刻薄的法条，却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人性最有利的武器。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是要承受巨大压力，才能把礼治演变为我们现在司空见惯的法治。

最后，他成功了！

法律的公布，限制了贵族的特权，直接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人乐安居乐业，国家富强，导致二十多年后的晋国也不得不照搬子产的做法，向民众公开法律。

凡是改革，必是用生命游走在理想和守旧势力之间，一不留神便会身首异处，商鞅是，吴起也是。

这就是子产的厉害之处——不仅把革改彻底了，人还没死。

子产不仅没被触动利益的贵族杀害，连郑国爆发良驷之争的时候，政敌也没有杀他，还舍命保他：“子产仁人，郑国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

因为郑国处于晋、楚两霸之间，不管谁当政，都绕不开一件重要的事情——外交。

弱国无外交，在外交方面，子产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能，并极其强调国权，努力维护祖国的尊严，这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是极难做到的。

他凭借对各国情形的洞察，以优雅的风度、机智的言辞，在许多棘手的外交事件中，不屈不挠地与大国交锋，为弱小的郑国争得了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子产还未当国的时候，晋国以盟主的身份命令郑往晋朝聘，责问他们何以从楚。

子产不卑不亢历述晋、郑二国友好的关系，特别是郑国对晋国“无岁不聘”

、“无役不从”

的种种事实，然后说郑国偶尔“有贰于晋”

，那也是因为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

最后，子产的语气由委婉而转入严厉，指出如果晋国不能解除小国的祸患，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小国难免变成晋国的仇敌。

晋平公听了子产这番话，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春秋时期，霸主国经常以各种名义向各诸侯小国征收贡品，贡献一次，往往要上百辆车装载，上千人护送，给小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为减少郑国对晋国承担的赋贡，子产致信晋国执政者士匄，阐明“重币”

与“轻币”

的厉害关系，使士匄“乃轻币”

。

二十年后平丘会盟，他为进贡物品的轻重次序又与晋国自中午争论至晚间，再次得以“轻币”

。

子产也是非常反对战争的一个人，他深知“两大之间难为小”

的不利地位和处境，对周边大国，从不轻易开战端，但又无畏无惧，敢于坚持正义。

对于这次楚国入侵，子产采取不抵抗政策，绝不是有所顾忌，而是他敏锐地感觉到，“晋、楚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