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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八月二十三日殴打事件（第1页）

老舍挨打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他为何选择自杀来结束一生？

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

1964年3月24至4月28，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对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国后，就写了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在国内竟发表不了。

这是第一个信号。

他的笔越来越受到左的方面的压力。

从数量看，1963年他发表短文40篇，1964年是10篇，1965年是9篇，1966年只有l篇了。

生活于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许多“未卜先知”

的征兆、细节，可能是会反复出现。

。

只不过开始临来时，像离了你很远，你和它八杆子打不着，甚至直接参与进来，推波助澜，促成其事态的发展、恶化。

转来转去，哪一天却可能“碰着”

“打着”

你了，旁人在发动。

曾经打过、整过、批过、附和过、诬陷过别人的，轮着自己时，和前人一样，也会有冤诉不出、不让诉、无处诉，如此，“莫须有”

的罪名，谁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

那些不能早早出来既伸张、张扬法律正义，又伸张、张扬道德正义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麻木”

者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者。

老舍有良知层面上的道德正义感，却缺少对法理层面上的法律正义的认识，以及维护勇气。

在后一方面，即使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存有很大漏洞与不及（参见蒋泥：《人何以“立”

》，《文艺争鸣》2002年3期。

）。

毕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全了再搞创作，因此，我们在他20年代的作品《赵子日》、30年代的《大悲寺外》《猫城记》里，看到了三十多年后将会再次上演的年轻“暴民”

的闹剧。

《赵子曰》里，校长被学生捆起来打，庶务员的耳朵也被他们钉在门框上。

《猫城记》里的猫人，杀皇上杀家长，也杀教员。

《大悲寺外》的主人公，是位极具博爱、牺牲精神的学监黄先生，却遭毒打，是那种蛮横的、因私的、恶意的、利用了群体集会时的盲从作恶的心理，来推进事态扩大化的攻击：“‘打他！

’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跟着，‘打！

“打！

’后面的全立起来。”

三天后，他死在医院里。

对于他们的遭遇，尤其是黄先生的死，老舍是深切同情的，对学生的无知，也是带了道义上的谴责的，甚至让打死人的那位，一辈子不得安宁，事事失败，凡到他就要成功时，就受到灵魂的折磨，退缩了，毁了，把它当成是死者的“诅咒”

，只好不干什么，生者住到死者黄先生墓边，“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

，现出了生者卑下、恶毒的可悲的天性，有一种因果报应的悲惨的意味。

作者不是把它们当作犯罪事情来处理，让作恶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制裁，起码没有这样努力的意识，而仅停于道德层面上，无所启蒙、恶根尚在，难免就不再来。

且看1951年，老舍自己参加过的一次控诉“恶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