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战利品登记后交与他,然后送回丹阳交与各自的家人,单身汉子待军还后再于个人。杭州越州城中遍地都是金银,待到胜利之后,你们每一个人回家的行李里都会堆满绸缎、银钱,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富有、幸福。”
台下顿时出一阵欢呼,千百人狂热的呼喊着,声音在胸腔中震荡然后从喉咙里喷出来,逐渐汇集成一个声音,如同雷鸣一般回荡在军营中。“渡江、渡江!”一群停留在帐篷上寻找食物的鸟雀被惊起,看着下面那群奇怪地人,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兵器和盾牌,向一个台上的人喊着什么。
杭州故名钱塘,隋朝开皇九年?年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文帝派杨素平定杭州杨宝英的叛乱后,“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即由凤凰山东麓逶迤而北。其范围大约东至盐桥河以西(今中山中路),西濒西湖东岸(今湖滨路、南山路),北及钱唐门(今六公园附近)。城垣南北狭长,“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当时鉴于吴山逼临江浒,而隔其山于城外,因而东墙在吴山地段呈向内凹进的弧形,这就是最初的杭州州城。后来隋炀帝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东南交通的枢纽,其地位起了显著的变化。所谓“川泽沃衍,有海6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为日后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时,当地政府对杭州地区的水利建设极为重视,完成了杭州城六井和西湖的整治,解决了海水倒灌导致的“水泉咸苦”的问题,随着江南经济的展,到宪宗时期(8o6—82o年),杭州已是“户十万,税钱五十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千二百万缗的二十四分之一。
到了钱镠担任杭州都指挥使后,就对杭州旧城进行过两次扩建。第一次是唐昭宗大顺元年(89o年)“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因是依附旧城而修筑,故名“新夹城”。夹城设城门六:朝天门(今吴山东麓中河西岸),炭桥新门(今中河丰乐桥西,旧炭桥之东)、盐桥门(今中河盐桥西)、北关门(今武林门外夹城巷)、涵水西关门(今净慈寺旧雷峰塔下)和龙山门(今六和塔西)。由此推断,其城当起自吴山东麓,循今中河西岸向北,至天水桥附近折向西北至夹城巷,再折向西南经宝石山东麓,沿西湖东岸及南岸,南过虎跑山,止于六和塔。
第二次是唐昭宋景福二年(893年)、钱镠“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万余众,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钱湖即西湖;霍山在今少年宫后;范浦在今艮山门内莫衙营西口。新筑罗城开有四门:竹车门(今望江门内望仙桥东南)、南土门(今荐桥门外清泰路建国路口)、北土门(旧菜市门外)和保德门(即范浦所在)。由此推断,罗城只是在夹城基础上的改建,即南起凤凰山东接夹城,东北循今东河外建国路至今艮山门,折而西行,沿今环城北路至武林门,复折而南循今环城西路抵少年宫,仍与夹城相接。两城合计十门,所谓“凡七十里”,亦指两城之总长而言。两城连接后,外形似腰鼓,因称“腰鼓城”。
乾宁三年二月,城中镇海军节度使府上,一名紫衣金冠男子正神情紧张,在节堂上来回走动,似乎在等什么消息。旁边一名僧人劝慰道:“钱居士何必如此紧张,家兄潜兵奇袭,汤臼、徐章这等庸奴若是躲在越州城中,阿谀溜须董贼也就罢了,统兵于外不过白白害了麾下将士而已。依贫僧所见,今夜,最多不过明日清晨便有捷报传来。”
那紫衣汉子长的器宇轩昂,容貌俊美,长须及腹,亮可鉴人,一对卧蚕眉衬的一双眼睛开合之间神光毕现,正是这府上主人——镇海节度使、浙东招讨使钱缪。当听到方才那僧人说到“董贼”的时候,眼角不禁跳动了一下,不过钱缪城府极深,并没显露出来,待那僧人说完,摇头答道:“了凡禅师你弄错了,某并不是担心成武潜兵进击汤臼不胜,只是担心西陵而已,安仁义乃淮南名将,若得知顾成武领兵离去,对岸不过是万余新兵,只怕抵挡不住,安仁义如过了浙江,浙西便无险可守,一旦董昌与淮南军相连,便无法胜。苏州已经兵势连绵,只怕苦了江南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