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哲学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

    漫谈古代哲学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

    空灵绝俗自恣适己的道

    中国古代茶人的茶道思想受道家影响明显。自汉之后，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开始深层发展，魏晋两代，玄学盛行。中国茶种植业的形成及饮茶习俗的扩散正与魏晋玄学的盛行同时期。魏晋时代，饮茶与谈玄在文人间很为流行。

    在十一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人口的重心是在北方，茶叶产区在南方，因为在北方茶不易得，所以北方的饮茶习俗与茶文化是从上逐渐下行的。随着气候变迁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大量汉族人南迁，一时间南北朝并立，汉人的饮茶习俗为更多的北方民族接受。唐宋两代，李唐皇室崇道，赵宋王室也崇道，两代的上流社会也相应受道家思想影响。因此，道家思想势必影响道茶文化。

    如果说道家的空灵绝俗的出世思想与唐代文人的茶情追求合拍；那么，其道家的自恣适己的精神放纵和宋代文化的爆发，让社会的宽容度达到空前。社会的宽容与放纵也就造就出奢华的点茶、斗茶来。

    禅茶东渡

    东汉时，白马驼经，佛教传入中原。

    佛教在中国发展初期及扩散并不与中国茶文化发展初期同时代。

    佛教的流行是南北朝后期。释家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则是从中唐才开始发端的。但因为李唐皇室崇道，释家思想没能在社会上层产生太大的影响。中唐时期的‘谏迎佛骨’与‘毁佛’事件，都说明，唐朝的佛教发展在社会上层是有阻力的。

    尽管，从谂（shěn)禅师的‘吃茶去’的故事，现代茶人皆知；尽管，百丈怀海禅师的农禅制度对中国茶叶种植起了很大作用。即便是宋代有比较固定形式及规模的寺院的僧饮制度——径山茶宴，释家在中国却没有形成有体系的茶道思想。

    释家的茶道思想是中国宋代时禅宗佛教传到日本后才逐渐形成的。日本人的茶事活动接受了中国禅宗佛教思想与丛林制度（包括径山茶宴的仪程），形成了日本的茶事礼仪及茶道思想。而其茶事活动乃至茶文化所透露出的则主要是空寂与侘的‘非物’思想。

    被中国茶人边缘化的儒

    不管汉初的黄老哲学，还是唐、宋皇家的崇道，无论如何，在中国，孔孟之道及儒家思想从来都没有被统治阶级边缘化过。儒家正统思想从来都是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与人格的修炼。儒家所想的总是如何治人，试图通过教育培育出社会化的人才，继而实现从人治到国治的天下大同，这是儒家的入世、治世思想。因此，儒家的治人思想是最为合乎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江山永固的愿望。

    近古以来，走了板的儒家思想渐渐地沦为封建统治者们禁锢及压榨人民的帮凶。

    负水斋居士说：“怀有理想不识人性，未见大同天下纷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可以齐家难平天下。儒家思想从经国纬世之学沦为治人之术，乃是孔子及其门下圣人们的悲哀。”

    很可惜的是，中国历代茶人都不曾珍视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以至于，在论及茶德之时，不能很好的把德育思想融入茶事引导之中。

    被中国茶人边缘化的儒家正统的‘仁学思想’从来也不曾被引入茶道中去教化、培育中国人的心灵。这究竟是圣人们的悲哀？还是中国茶文化的悲哀？

    ‘悟’字成为结束纠结的智慧

    易是儒家五经之一。自孔子以下至战国末期，易学研究都是由专长易学的学者传承。自西汉田何、丁宽之后易学研究更加活跃，开始有主论阴阳、卦气之说的派系。到了东汉时易学研究学有了‘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化，其后著名的易学大家，先后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

    东汉马融与郑玄以上皆沿着孔门的思路来解说易。汉末的易学，大都踩着荀爽、虞翻的鼓点学舞步，愈来愈加没落。魏末的青年才俊王弼起来另辟蹊径，专从老、庄玄学的思想来解说易经。

    王弼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集中地反映在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中，他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崇本统末”或以寡统众。王弼“以无为本”的思想核心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不同，带有思辨玄学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理论也有一定影响。从中国古代的‘文人画’中可明显开见这种影响。

    早在汉代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天下文人皆重儒家思想。三国前后的政权更迭（曹魏篡汉，司马篡魏），司马氏集团的高压手段对怀旧文人冲击巨大，厌恶黑暗统治的众多文人名士越来越趋向道家的思想天地。

    北宋初年的方外之士‘释智圆’（976－1022）开始探索儒家经典礼记并开始了对汉人戴圣选编的礼记－小戴礼中名篇中庸的深层研究。他认为‘儒、释其言虽异，其理相通’；而主张修身以儒，治心以释”从而背离了纯粹的佛教，但却代表了宋代一部分僧人思想的倾向。智圆之后，‘儒、释、道’更加的相互交流借鉴。（智圆大师，是宋代天台宗山外派的义学名僧。钱塘今杭州人，俗姓徐，字无外，自号中庸子，或称潜夫。。）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的庄子也有较明显的中庸思想，他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身，可以尽年。庄子‘沿着自然的中道作为常法’的观点与诗经大雅烝民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成为后世多数人所接受处世格言——明哲保身。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交融，对佛教产生巨大影响，而释家与道家思想又反过来影响科班出身的儒家文人、士绅。（禅宗的发展其实在唐代惠能禅师那里就融入了中道思想，从而加速了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

    北宋神宗时代的‘熙宁变法’引起的法家与儒家的政治纷争，政坛的多变让大量的文人官僚避入佛学的天地。

    从大文豪苏东坡的诗词中常可看到或是儒家乐观、豪迈的进取精神，或是释家的消极出世思想，或是道家的旷达胸怀伴随着其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而随笔流露。但无论内心的矛盾如何难以排解，诗人也不会忘了“从来佳茗似佳人”

    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则是宋儒中论‘中庸’较早的一个。后来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到了南宋时，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

    元代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已从三教鼎力向道德价值观念趋同转变。明代‘三教合一’后，‘中国禅’就无处不在了，‘悟’在中国成为结束各种‘纠结’的最大智慧。因此，‘悟’字也就在热腾腾的茶中与咖啡因一道升腾、弥散开来，并让天下饮者在体验中沉醉。于是，茶人的处世哲学尽皆藏匿于各种各样的饮茶方式中。

    在唐代惠能禅师以前，‘禅’是用来启发人们走出牛角尖、放下执著心，走向‘空’的境界。或说其本不过是为了摆脱肉体或精神的苦痛而走向‘人生的虚无’罢了。佛门中的人的不是因为恍然大‘悟’而‘回头是岸’的么？自从‘释智圆’接触‘中庸’之后，终于诞生了‘中国禅’。‘中国禅’的本质难道不是‘中庸’吗？（从圆悟克勤“金鸭香销锦锈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叫佳人独自知。”到一休宗纯“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反映出高僧们知道顺应自然本性的中道么。）

    ‘打着雨伞、云游四方的有道高僧’，苦苦的寻求光明，哪怕是“西风烈、霜晨月、喇叭声咽，哪怕是“大度桥横铁索寒”也不曾回头，即便是‘行程二万’，也要‘缚住苍龙’；更要“倚天抽宝剑”裁却昆仑为三截，好能“环球同此凉热”——非有此等执着，方能成就伟业。不是么？共产党人是执着的无神论者。当天下大同，众神湮灭之后，‘信仰’将去向何方？

    雪山是爬过去的，草地是走过去的，大江是百万雄师淌过去的，但共产主义不是跑步就能够快速进入的。景行行止，损益盈虚，知行合一，与时偕行。

    来，不曾绝灭的真人，前赴后继一程又一程。

    茶道依然道当家

    明朝开国之君洪武大帝诏令罢龙凤团茶，虽然终结了奢华的点茶、斗茶，却没有结束中国茶人崇尚的道家的精神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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